就在几人消化魏广德的建议,采购倭国铜料的可行性时,其实魏广德已经知道其中是有利可图的。
其实早在唐朝,中国的铜钱就已经流向倭国,还十分受欢迎,叫做“渡来钱”。
日本的早期货币史历程一直深受古中国的影响,日本最早的金属铸币是模仿中国唐朝“开元通宝”铜钱所铸,“皇朝十二钱”也完全是参照唐钱而铸。
“皇朝十二钱”停铸后,古中国铜钱(以北宋、明钱为主)大量输入日本,垄断了其货币流通领域,开创了日本的“渡来钱时期”。
在中国进入明朝以后,白银在民间被广泛作为货币使用,且白银货币化已成趋势、不可逆转,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到16世纪时,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地位超过铜钱,并逐渐被明朝廷官方认可为法定货币,加之欧洲商人频繁出没东亚地区,这些也都深刻的影响着日本流通钱币的变化,日本逐渐也进入“金银铜三货时代”。
明初时,因倭寇作乱问题,明太祖断绝与日本,禁止对日本贸易。
直到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正式确立了与中国的“勘合贸易”关系,即官方朝贡贸易,民间私商贸易依然被禁止。
此后,日本室町幕府频繁派遣使船来中国,向明朝皇帝献贡,并获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在赏赐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中国铜钱,这些铜钱到日本后就成了“渡来钱”,通行于日本货币流通。
在勘合贸易模式下,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贡的物品主要有铜矿、硫磺、黄金、刀剑、扇子、漆器等,明朝皇帝赏赐给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丝、丝织品、棉纱、砂糖、陶瓷器、铜钱等。
其中,大明的生丝和丝织品在日本十分畅销,而且售价非常高,利润可达4到20倍。
每次朝贡时,日本使者都可获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远超其朝贡的物品价值,因而净获利颇丰。
1467年“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实权旁落,失去了对勘合贸易的控制权。
当时,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领主,与日本私商结盟,打着“幕府”的旗号,掌控了勘合贸易,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
由于日本政局分裂,日明之间的官方勘合贸易已名存实亡,而且勘合贸易难以满足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由而,日明之间的民间走私贸易随之兴起。
在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识到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白银,而且白银在中国的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高。
因而,只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银,运到中国,就能获利颇丰,而且还能用白银直接购买中国的商品,再运回本国。
于是,一些商人就开始从事日明之间的白银贸易,日本的白银流向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向日本。
实际上,发现白银在大明的价值后,商人们就把投机的方向转到白银上,而放弃了铜料交易,一般也就是顺带手才会带回少量铜料。
这一时期日本的矿产开采和精炼,及铸造技术都比较落后。
在商人们停止或者减少向大明走私铜料后,在倭国的铜价大跌。
而在1533年之前时,日本因银矿开采和精炼技术十分落后,白银产量非常少,所以只有很少的日本白银被运往中国。
不过,1533年之后,一名日本商人神谷寿帧将一种先进白银精练技术“灰吹法”引入日本,用于开发石见银山,并快速普及开来。
由此促使日本诸多银矿被相继大规模开发,日本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而此时的日本,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领主激烈混战时期。
由于战乱导致军费支出庞大,开采金银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财源途径。
在各封建领主争相开发银矿之际,金矿的开发也掀起高潮,而且当时黄金的开采技术也有进步,从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发展为从金矿石中提炼黄金。
金银矿的竞相开发,为各封建领主带去了丰厚财富和军费资金。
而且,各封建领主还为了争夺金银矿资源,而相互开战,不断地刺激着金银矿的开发。
日本的金银开采迎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高峰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所谓的“战国”时期。
在倭国民间,此时大量金银被开采出来,但是倭国缺乏先进铸造技术,所以流通的本土货币就是由金银铜为原料制作的长条或者饼状,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计算价值。
据魏广德所知,制作精良的中国钱币在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们的认可。
虽然不会专门让工部铸造针对倭国的钱币,但是魏广德确实打算用最省钱的方式铸币,尽可能在铸币过程中为朝廷赚钱。
而凭借的,正是大明精良的铸造工艺。
是的,不管当政的是他张居正,还是他自己,早晚都要面临大明财政不足的困难,如果能够给朝廷找一条稳定的赚钱路子,比如会让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
其实大明王朝覆灭,根本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制度,朝廷手里没钱,没地方收钱。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润揣进兜里,却几乎不用向朝廷缴税,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
来自后世的魏广德依旧认为,缴税是公民的义务,商人有钱,更应该缴税。
收商税,无疑是解决大明财政窘境最简单的办法。
只可惜,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商税,那影响太大了,会招致整个士绅阶层集体反对的。
因为商业方面,其实根本还是被士绅阶层把控。
魏广德是钱要赚,税也愿意缴,只可惜没人收。
其实在后世,国人也并不抵触缴税,大家也都认可应该缴税,只不过是想少交点,所以才会有偷税漏税。
但你真问他该不该缴税,其实大家都会点头,认可交税,只是觉得税率太重了。
当然,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那之前因为主体是公有制的原因,基本上没税可交。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个体和私营经济,税收才逐渐恢复征收。
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所以八十年代抗税非常普遍,大家都没有该缴税的意识。
商税一时半会儿没着落,所以魏广德就只能向着靠大明的威势,利用铸钱的方式丰盈下国库,也算是变相收税。
这也是他选择把铸币利润交给户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留在工部。
在王国光、朱衡离开后,魏广德被张居正叫住,询问他关于从倭国获得铜料的办法。
现在,朝廷要是堂而皇之从倭国进口铜料,和他们进行贸易,怕是招致直满朝大臣的反对。
张居正虽然猜到魏广德想利用转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可中间会有人获益,这事儿要是传开,对他们的威望是会有影响的。
“这是个麻烦,可解决起来其实也简单。”
魏广德被张居正留下,其实并不惊讶,他也想到了他肯定会问其中细节。
这个钱,魏广德不打算赚,赚了以后爆出只会给他留下污点。
于是,在张居正问起后,他就呵呵笑道:“参考民间商会的模式,朝廷占五成股,内廷占两成,剩下的三成对外发售,勋贵占一成,剩余两成则售卖给商人,也是贸易的资金来源。
商会雇佣一部分朝鲜人做水手,就说是从朝鲜购买铜料,实际上就是走那条航线采购倭国铜料。
明面上找个朝鲜商人做代表就是了,朝廷这边对接则是户部和工部出面,都察院派专人进行监督,定时更换。
这些,其实也就是做给外面看,私底下还是要尽量不让消息传开。”
“可是,这可瞒不了人呐。”
张居正犹豫道。
“瞒什么人,不过是做表面文章,真要完全隐瞒下来,怕不是雪花般的弹劾奏疏飞进宫里。
户部和工部采购朝鲜商会的铜料,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魏广德满不在乎说道,“就算有人注意到,只要稍微查查就知道不能继续,勋贵凭什么入股,可不就是让他们在明面上出来对付他们的。”
别看文官集团掌握大权,勋贵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权势,但实际上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勋贵的影响依旧巨大。
只是这种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基层,而不是朝堂上。
因为能站在朝堂上的官员,都是靠科举考试起来的。
但是偌大一个国家,又哪里是靠这么点进士就能管的过来。
文官,不过是获得了朝堂和地方上的话语权,但是在施政上,还要受到地方士绅家族和勋贵实力的掣肘,所以也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
文官,特别是御史,可以在位上的时候不鸟勋贵,可是等到以后呢?
致仕后的文官又如何,人家勋贵是世袭,哪怕是魏广德这样的家族,家中永远都有大明的官员身份,是一辈一辈可以往下传的。
有多少军户考中进士,可又有多少人因此放弃军户身份的?
其实凤毛麟角,因为他们这些进士,家族多世袭军职,可以躺在大明朝廷身上吸血到死,也属于既得利益者。
文官可以夺走他们的权利,但是在世袭爵位和军职上,确实半点都撼动不得。
敢动这个,才是真不死不休。
魏广德和张居正对此其实都是有清晰认识的,两人出身相仿,甚至张居正家族世袭的还是指挥使武职。
从中获得的好处,那是只多不少。
魏广德用勋贵做为威胁,让那些文官投鼠忌器,张居正自然明白是什么道理。
想想,也就点头默认了。
“此时其实现在也不急,事儿还没定下来,只有大规模开铸新钱币以后,大明自己的铜料才会接济不上,那时候才需要用倭国铜料。
此事下来,我找刘守有说说,他那边的密探能够跟着朝鲜商船跑到倭国,想来关系不俗,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
魏广德又小声说道:‘此事暂且说到这里,只等朝廷真需要时,咱们再操作也不迟。’
大明的铜料肯定不够用,但是张居正看魏广德早就胸有成竹,也就不再考虑此事。
其实,真要到那一天,户部也未必没人会想到此法,毕竟早前和倭国朝贡,倭国一开始也没少送来铜料。
从张居正值房出来,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马上把先前王国光和朱衡提到的一些意见记录下来。
这些,也是他完善新钱法奏疏的宝贵意见,反正张居正是把这事儿交到他手里,让他负责草拟此文。
坐在座位上,魏广德还在纳闷,反复思考着后世是怎么从银本位到金本位跨越的。
这两天,他又翻出早先收到的来自月港和其他地方商人给他的书信,魏广德多少也发现貌似欧洲那边,人们日常使用的也是铜板和银币,金币只是作为财富储存起来的,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想了半天,魏广德也没有想出头绪来,只好甩甩头,不再去考虑这事儿。
以他来自后世的思维,自认为已经采取了最佳策略,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为朝廷赚钱,还能促进经济流通的法子。
是的,魏广德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他哪里知道,三百年后,全球各国其实都是银本位制度,从秘鲁和墨西哥挖出了数万吨白银,暂时满足了当时世界经济对白银的需求。
不过,这一切因为“特立独行”英国的影响发生了改变。
抢到了一堆银矿的西班牙成了当时欧洲的首富土豪,在当时,米兰在为西班牙织棉,荷兰在给西班牙生产条纹布,佛罗伦萨在为西班牙生产衣服,西印度群岛在给西班牙生产海狸皮.....
但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却站了出来并表示“虽然白银很好,但是我拒绝”,英国开始反趋势而行,在十八世纪开始让自己国家的货币“英镑”和黄金挂钩,并在1816年正式采用了金本位制,推出了《金本位制度法案》,想让黄金成为世界的主流。
只不过因为英国白银和黄金的比例没有调好,导致英国大量白银都流向国外,甚至作为咨询的牛顿表示十分愧疚并出来背锅。
但也正是因为英国的这一失误,黄金的时代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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