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开封一隅，某馆舍，和家人一起被临时安顿在此的唐邕，用完晚膳后，看起刚到的几份报纸。

        唐邕之前就知道楚国有名为“报纸”的刊物，其上刊载着各类新闻，以及官府的一些重要通告。

        而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才销售的报纸，无论名号是什么，都属于“晚报”这一类别。

        人们买了晚报，正在晚饭前后阅读，可以打发时间。

        现在，他看报纸，正是打发时间，顺便了解一下楚国的情况，因为这些报纸上有形形色色的新闻，可让读者了解时事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

        唐邕作为亡国官员，如今在开封等候安置，他判断自己在新朝的仕途，大概没有什么指望。

        但不妨碍他了解这个新朝廷的情况，毕竟，闲着也是闲着。

        可看了一会，他被一篇“评论文章”吸引了注意力。

        这文章的题目名为“论税制”，内容就是论述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这样的内容，事关国务，但行文却很“白”，给人以“下里巴人”的感觉。

        唐邕看了看，判断这文章，就是向那些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什么大道理的平民百姓，论述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其文大意如下：

        历朝历代，事关国运的一件事，是收税。

        朝廷必须能够征收到足够的税，才能维持秩序，保国安民。

        道理，和人必须每日进食一样。

        如果一个人，每天喝粥吃野菜度日，那就只能说是活着，干不了重体力活，身子骨经受不住每日奔波。

        这就改善不了生活，一直穷苦潦倒，遇到危险时，没法保护自己和家人。

        甚至体弱多病，整个人病怏怏的，时日无多。

        所以，收税很重要，但一味地把赋税分摊到平民身上，这就是饮鸩止渴：

        百姓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届时遍地烽烟，国运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那么，主要的税该怎么收呢？

        自古以来的收税办法，是按户或丁来收，譬如一个县的赋税多寡，取决于户数，或者户中细分的丁口数。

        当然，户也分贫富，但实行起来，对税额的影响，其实不是太明显。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收税方式，看上去很公平，但实际上不公平。

        因为户有贫富，收入不同，承受能力也不同，富户家有百石余粮，贫户家里米缸能饿死老鼠。

        若官府加派赋税，每户多征十石，富户能立刻拿出来，不会影响生活，而贫户就只能去借粮食来缴，且必然是高息借贷。

        然后利滚利，还不起，家破人亡。

        作者又举例；灾年，家有存粮的富户，可以平安度荒，而家中米缸能饿死老鼠的贫户，若无官府赈济，就只能靠借贷来度日。

        然后利滚利，还不起，把仅有的家产都填进去，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家破人亡。

        唐邕有几十年的行政经验，认同作者的观点，他也知道，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百姓，听人讲到这里，想来也会心有戚戚。

        所以，作者认为，笼统的按户或丁来收税，容易失去公平，且户籍、丁口的统计，户的定级，极易被人动手脚。

        大户人家，家眷数十，僮仆数百，但却能通过收买官吏，使得户籍上的记录信息是：户中丁口三五人。

        如此一来，就是严重的逃税。

        所以，征税对象为“户”并没错，但是，对户进行定级的过程中，容易出问题。

        定“户”之等级，是从核实“户”的实际情况下手，执行起来问题太多，难保公平。

        这种不公平，未必是基层吏员心黑如炭，有时候，是他们不得不昧着良心办事。

        因为对于基层吏员来说，要去精确统计大户人家的丁口、奴婢数量，其实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尤其那些“武断乡曲”的当地豪强，弄死小吏及其家人，和弄死一条狗没多大差别，这种情况下，小吏们怎么敢不“通融通融”？

        唐邕看到这里，下意识看了看作者的“笔名”：开封白玉堂。

        他听馆吏说过，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得用笔名，笔名要包含地名，所以，这作者是开封人士。

        能说出“基层吏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统计大户人家情况”这种话，可见此人有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

        亦或是出身微寒，见识过豪强的嘴脸，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士族子弟。

        唐邕再看下去。

        作者认为，无论是哪种税制，收税原理都是一样的：根据某种标准来定征税对象，及其应缴税额，然后进行征税。

        那么，舍弃“户”、“丁”这两个征税对象，改对象为“地”，即通过丈量、核对田亩面积，来定税额。

        如此一来，执行时相对容易些。

        譬如，一座大庄园，为某大姓累世聚居的产业，那么，丈量、核算其周边田地面积，要比派人进入庄园，核实户数、丁口数容易得多。

        丈量、核实住宅面积，同理，只需算出占地面积即可，至于宅基地里的房子是如何的结构，多少房梁，不需要去管。

        土地和房产，就在那里，每年新增的耕地面积，新增加的房产面积，当地官府很容易就能统计出来（相对统计人口）。

        并根据新式制图法，绘制“网格平面图”。

        这种平面图里，把当地耕地分布情况，以及城、村、聚落的住宅平面图都画出来，定期更新，存档待查。

        如此一来，不需要基层小吏时刻关注每户的情况，也不需要他们和大户交涉。

        上级官府定期派出队伍来勘察，基层小吏协助，就能掌握当地每年土地、住宅的新增情况。

        与此同时，强制规定土地、房屋买卖在官府备案，官府征收契税的同时，也能及时掌握当地土地、房屋的变动情况。

        这样的定级标准，执行起来相对容易，且能保证公平（相对公平），于是，地多、房产多的人家多缴税，地少、房少的人家，少缴税。

        无地可耕、家里只有破茅草屋一间的平民，要缴的税就少了很多。

        唐邕看到这里，把报纸放下，虽然他还没看完文章，却不想看了。

        打量着文章标题，良久，摇了摇头。

        道理没错，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向富人多收税？

        这就是与虎谋皮！！

        一国之内，要说谁的田产、房产最多，首当其冲的就是皇族宗室！！

        其次，是各类世家高门、勋贵、权贵，自古以来，有谁能跟这些猛虎要毛皮的！活腻了？

        这个“开封白玉堂”看到了收税的问题关键，难道千百年来，没人看得出？

        那怎么可能！

        千百年来，无数人杰不断涌现，怎么看不出问题关键，可看出来了又能如何?

        为何历代朝廷都是按户、后来按丁来收税？因为就只能这么做。

        皇族宗室，世家勋贵（权贵），这是最大的富户，税吏怎么敢去核实其名下田产，然后收税？

        那些有权贵做靠山的豪商、有钱人家，税吏也不敢去核实田产、收税，结果收来收去，还是向寻常百姓收税。

        唐邕认为，“开封白玉堂”这个作者，终究是书生意气，提出的观点，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行不通。

        与虎谋皮的结果，就是即便这新税制实行，却是换汤不换药。

        唐邕感慨了一番，却看见文章还有一段没看，便再次看起来。

        看着看着，瞳孔一缩。

        作者接下来又提出建议，建议朝廷设立专门的税务机构，以及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机构。

        严格按照新税制对征税对象征税，并定期汇总、上报缴税情况。

        尤其针对各级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缴税情况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的事实发生，御史们可以根据税务官署提供的“证据”，直接对该官员进行弹劾。

        只要证据确凿，逃税、漏水额度超过一定限值，对被弹劾的官员之处置，除了让其缴纳罚金、滞纳金，还要立刻免职或降职。

        唐邕经历了几十年的官场倾轧，可谓官场老手，一眼就看出这建议后面包含的祸心：

        挑动官员斗官员，让“完税与否”，成为官场倾轧的强有力武器。

        而税务机构，就是制造武器的“兵器监”，疯子般的御史就候在“兵器监”外，随时准备拿兵器去砍人。

        当官僚们相互倾轧时，就如同群虎互相乱咬，这种情况下，与虎谋皮倒不是不可以。

        毕竟是一群猛虎，向另一群猛虎要毛皮。

        唐邕当然猜不出“开封白玉堂”的身份，却觉得能想出这种绝户计的人，一定有仕途经历，极有可能是一肚子坏水。

        各国官制无论如何变，总有一点不变：品秩序越高，官位就越少，竞争就更激烈。

        为了抢官位，许多人可都是抢破头，什么招数都能用上，所以这种挑动“官斗官”的意图，简直是坏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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