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地处河南中东部，东与商丘相连，西与郑州毗邻，南接许昌和周口，北与新乡隔黄河相望。

        境内河流众多，被称为北方水城。

        开封一带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田地肥沃，是中原的富裕之乡，产粮大区。

        可开封虽然地平水足，田地众多，但开封却也近年来出产流民极多的地区。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开封的田地，被兼并的最严重，绝大数的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大地主们的手中。而这其中，占有土地最多的则是前明周王以及周王一系的诸宗室各家。

        明代宗室们待遇向来优厚，厚禄之外还有优赏，以及大量的赐田。

        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土地投献之风盛行。所谓投献，在投献一方，有有“妄献”和“　自献”两种；在“纳献”一方，有皇族、戚畹、功臣和官绅。

        “妄献”，系指庶民田地　被“奸猾之徒”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自献”，系指庶民　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而本身沦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投献到了明中叶以后，非常普遍。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代的役重。

        许多自献听起来难以相信，百姓居然把自家的田地无偿献给那些官豪势家，自己去给他们当奴仆。可这却是事实，而且不仅是明代才有，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情。

        原因就是在封建时代，土地捆绑着百姓，人丁也是税役。国家的税赋瑶役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负担极重。而那些宗氏勋戚们，却享有种种特权。

        在明朝，勋戚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

        虽然法律条文上也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应与“齐民一体当　差”。但由于贵族的权势，法律很难执行。勋贵“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的弊病　，早在洪武年间就出现，中叶以后，法律废　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　税”。因此，在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百姓当自耕农，就得向国家纳税，甚至还得承担比田赋更重的杂役。为了逃避这些沉重的赋役，许多百姓便开始主动的投献那些享有特权的勋戚们。

        把自己的田地送给勋戚，主动给勋戚们做奴仆。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大明的纳税子民，而只是一个勋戚们的奴仆。

        勋戚们多得许多田地，自然乐于其成，他们甚至为了吸引更多人投献，主动把那些投献来的土地，再交还给那些投到门下的奴仆佃种，也就是依然把田地给原主人佃种，甚至他们征收的佃租还主动降到比国家征收的税赋还低一些的份额。

        如此一来，勋戚们平白得了田地，还得了许多奴仆。而那些投献卖身为仆的百姓。虽然名义上当了仆人，也没了自己的田地，可他们身上的赋役却轻的多，向勋戚交更少的租。不用承担烦重的杂役。

        勋戚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实际的利益，损失的只是朝廷的利益。

        一般来说，投献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会有一个形式。投献者提出奉献，受献者要向朝廷奏讨，然后皇帝钦准赐予。这样。原来的庶民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

        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免纳粮差。这坐收无穷之利的好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享受受赐和优免的特权。

        甚至到了晚明，不仅那些宗室勋戚们享受这种受赐和优免的特权，连那些有功名的士人和官员们也享受这种特权好处。

        一些穷困百姓之子，一旦科举得中，只要进了举人，就会有百姓前来投献土地，和卖身为奴，一旦中了进士，那更是不得了，许多生意不小的商人都会主动前来做奴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之时，天下虽有十余亿亩土地，过亿百姓，然则实际上朝廷却收不到税，征不到粮，朝廷的开支最后都只压到了极少数的一部份百姓的头上，还全是些穷困百姓，终究导致了各种民乱产生，社会崩溃。

        就如开封，一个产粮大区，但田地却多兼并到了以周王为首的这些势家之中。

        明代徭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

        但是，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　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走头无路的农民，　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

        在等级的阶梯上，他们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

        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　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　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官绅们　凭着尊贵的身份，煊赫的势力，“视细民为弱肉”，“受奸人之投献”。在那个时代，　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

        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明　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　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生员除本身免役外，户内优免二丁。中叶以后，发展为“论品　免粮”或“论品免田”。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　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　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优免粮”、“优免田”，虽然在事实上已具有优免税粮的性质，但在法　律的意义上仍然指的是“免役”。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役的编佥对象　有二，一是人丁，一是田亩。来自田产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有赋役”。即因田粮而佥　派之役。来自人丁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无赋役”，即不是出自田粮而出自人身之役。　《大明律纂注》云：“赋者田产税粮，役者当差。有赋役谓有田粮当差，无赋役谓无田　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

        不仅官绅本人及家庭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　产也有部分或全部免役之特权。

        在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

        但是，官绅等级同贵　族一样，无视国家法令，大都冲破法定权利界限。而按习惯权利行事。因此实际上实行　的是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不仅官户本户如此，而且依附于他　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也“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　粒充应役之劳”。

        周王是大明各亲王藩中最久远的一支，久镇开封，各代周王得到的朝廷赐田加上他们历代以来奏讨、纳献、侵夺等，到如今已经达到五万余顷。其中周恭王睦嗣位　，就一次赐地五千二百余顷。

        周王不但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还利用特权经商，占据关津设立收税。甚至还享有盐茶专卖等特权。

        河南是大明宗藩最多的一个省，遍地都是宗室藩王，洛阳的福王、开封的周王等。

        仅开封的周王一系，除了周王外，下面还有三十六家郡王，以及数不清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

        开封一地的田地。半数以上都是周王一系各家的。

        不过现在，周王府里，周王一系各家却都打着为周王贺六十大寿之名齐聚一起。

        各家的郡王、将军、中尉们齐聚一起，各个哀声叹气。

        老寿星周王朱恭枵是朱元璋十一世孙，第一任周王的十世孙。开启元年袭封周王，至今也有二十余年了。

        朱恭枵坐在上首，目光在自己的九个儿子身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到下面的周王系其余二十余位郡王身上。

        许久，他收回目光，长叹一声。

        周王一系，子孙繁衍众多，可他放眼望去，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他寄希望之人。

        周王系的子孙们安享太平富贵太久远了，以致于无一人能在这个时候重振大明的江山。

        “老大，你明天亲自去一趟军营，送些银子去犒赏下他们。”

        世子朱绍烱连忙站起来，肥胖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堪重负。“父王，这事随便叫个管事去就行了，何必非要我去一趟。”

        “糊涂，这事非得你亲自出面。而且我们银子还不能送少了。”朱恭枵一把年纪了，历经几朝，很清楚眼下他们到了什么局势。

        “给开封镇送五十万块银元过去，再给总兵官和那些军官们送五十万。”

        “父王，送这么多？”

        朱恭枵并不理睬自己的儿子，“老三，你准备一下，过两天随我亲自入京，到四海银庄换些银票，大额的。”他对自己的嫡三子朱绍烥道。

        “准备多少？”朱绍烥问。

        “先换两百万银票吧。”想了想，朱恭枵又摇头，“算了，多换些，准备五百万块的。”

        老二仁和郡王大惊，“父王，你不能进京，现在入京，那不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吗？”

        “我若不走这一趟，只怕我们周王一系就要被人连根拔起了。”朱恭枵道。

        “父王，府里一时怕是凑不出六百万银元来啊。”世子抹着额头的汗水道。六百万不是个小数字，但对于周王府来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要凑还是能凑的出的。不过世子朱绍烱明显不想这笔钱都周王府一家出。

        “父王要的如此急，要不各郡王府以及诸镇国、奉国将军府等也都一起凑凑。郡王府每家出十万块，镇国将军府出一万...”(未完待续。)

        PS：　　感谢daniel0216　、寒城ず碧风、人间的大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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