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延安与重庆向比还有太多的不同，但如果这些可以说是因为红党的主义与制度更加适合战争的话，那么他们两地的政治生态就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吃惊。天籁小说．』⒉

        重庆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内所有中国实力派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但是很有趣的是，重庆政府的权威并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号，到现在为止，除去日军、红党武装占领的地区外，依旧有新疆盛世才、滇军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大量军阀势力对于重庆的军政令阳奉阴违，即使在重庆国民军中，也是派系林立，他们在对日作战上经常会因为不是自己体系的部队而互相不救援，在民政治理上也会对不是自己体系的人进行刁难。

        当然，重庆政府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复制的，他们是在利用此时特殊的抗战时期，对各地非中央政府势力安插人员，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时期，重庆中央政府是否还可以做到这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军队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后便投降倒戈到了日军那方，据说现在中国帮助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已经过了一百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我说的人数并不包括在东北的满洲军。

        我个人认为蒋中介虽然对其他势力有办法侵蚀，但对红党力量用这种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效果，蒋中介的方法是用钱和权去做交易，这在这个东方国度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但对于红党来说，我很难相信钱或权力对他们有效果，至少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效果，就在几年前，他们的主干力量还抛弃了在南方的一切，进行了一场战略转移——他们称之为长征，而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投靠白党，都会得到巨额的金钱和极大的权力。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未来问题，只有合作建设政府这一条路，但从新四军事件来看，二党之间隔阂依旧很深，只是因为日军的存在才联合对外，只要这个外力消失，那么中国内战很可能就会爆，我国必须针对中国这个特殊局势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谈到政治合作，红党做的要比白党聪明的多，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强大自己，我见过了他们的主席，他们的主席最喜欢用《三国演义》这本书来打比方，他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敌、我、友，而一个势力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联合最多的朋友，然后坚决的打击敌人，所以红党最先提出要联合白党对付日军，在国内事务中，又提出联合民主人士对付白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红党的潜在朋友很多，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论题。

        我在前文说过的阎锡山，他原来是一个反红的白党党员，也是山西的实际统治者，他的详细资料我相信我们有一抽屉，我在和他的谈话现他现在很支持红党的做法，愿意和红党一起建设国家，我们一开始也认为这是由于****而说出的假话，但我们随后现并不是这样，阎锡山原来的手下还有很多在此时的军队中担任要职，甚至有一名叫傅作义的将领在军事级别上和红党最高军事领导人的级别一致。

        红党的议会——他们叫做参议会或者是代表大会的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有红党身份的，不是红党的比红党人士还多，其中就有大量的原阎锡山的部下，这是难以相信的事实。

        一般认为，在红党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地主、资本家、工厂主的生存地方的，但在延安我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地主、资本家、工厂主虽然被批判，但并没有危及生命，在延安附近的地区，大部分的地主土地在很早前被强制收购，而在我去的山西、山东等地，那边的地主并没有被强制收购土地，而是被要求减少对佃户的租金和利息，其他资本家和工厂主大部分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支持抗日，红党就愿意和他们合作，中国红党把他们叫做进步人士，甚至有一些还是白党党员身份，红党也不强求他们**，我在和他们交谈的时候得知，他们虽然实际已经和重庆没有了太多的关联，但也不愿意放弃白党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新的党派，他们正在联系阎锡山，希望创建一个新的政党，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这在重庆是绝对不可能生的。

        所以我们调查后认为，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红党比白党更有远见和想法，他们更重视农民，也更重视合作，我们极为怀疑如果中国真的在对日战争后爆内战，会有无数的白党军队在红党的合作大旗下中立。

        最后是军事上，也是我们这次调查最重要的部分，毕竟，红党和白党的恩恩怨怨要解决也是对日作战之后的事情，在我们和白红两党接触中现，他们都认为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他们不可能真的全面开战，除非有一方放弃了对日作战。

        我们先了解的是重庆军队，重庆军队中指挥官大部分是军校毕业的，他们中的中坚力量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系军官，而最上层的军官也大都是军校毕业，这点和我们西方军队很相似。

        但他们的士兵却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大部分都没有军校经验，甚至说很多士兵以及基层军官都是文盲，他们的训练很差，只有极少数的精锐部队是在开战前征兵入伍并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其他的部队的士兵虽然有不少也是因为家仇国恨加入军队的，但其中更多的是抓壮丁或者为了一口饭吃进入军队的，这些人作战时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命，而不是为了杀敌，这些士兵的训练也很差，虽然重庆政府为了训练新兵建立了机关制度和行为规范，甚至希望所有的新兵能接受两期合计半年的新兵训练，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新兵只接受了两三个月就被拉上了前线，只能边打边学，同时，他们的士兵学习的更多的是经验，虽然书本上都有写，但他们本就不识字，也没人教他们识字，所以他们也不会看卡尺，更别说作战地图，但我相信，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如果接受科学的培训，必定会有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的基层军官学习时，对大部队的战略运作特别感兴趣，交谈时动辄军师级运动，而对基础战术动作没有兴趣，轻视规范操典，忽略小动作。他们的高层军官虽然知道这些弊端，却不知道如何改变，只能不断在会议上强调，而我看这些强调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在士兵来源上，红党武装则和重庆的国民军很不一样，他们的军队大部分都是自愿入伍的，甚至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询问是否有无法坚持敌后作战的，如果有，只要这些人承诺不出卖部队便会放他们离开并给予遣散费，这种事情在国民军中是看不到的，我认为这是军事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红党武装相信所有人齐心协力才能打胜仗，所以不希望自己的部队中有不安定因素，由于红党武装大部分都处于日军侵占地区的后方，所以对保密也更加看重，而相比而言，重庆的国民军中要差了很多。

        和国民军不一样的还有士兵的训练，虽然都是毫无经验的农夫组成的部队，但红党武装的训练极有体系，他们从队列开始到射击、投弹，一切都是围绕着实战展开，他们的部队大部分是以老带新的方式，用老兵教导新兵，并且极为注重文化的学习，同时对作战操典要求严格，并随时修改以便符合实际。

        他们的高级指挥官和国民军的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各地军校、讲武堂或者黄埔军校出身，而中低级军官大部分都没有读过正规军校，但红党自己却组建出了一个独特军事学习体系，从抗日大学这样培训中高级指挥官的到抗日炮兵学院、抗日通讯学院、抗日医护学院这些培训特殊人才的再到各地的抗日士官学校，游击培训班等培养中低级军官，使得所有的红党武装军官都有机会学习现代化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并且他们的学习更加符合自己实际所需。

        在武备上，重庆的军队装备以德系和苏系为主，其中苏系大部分都是苏联援助的武器，他们的空军现在已经全部都是苏联的飞机，根据我的判断，他们的轻武器装备和日军相比如果抛去弹药的问题，再考虑数量，重庆国家的轻武器是不占劣势的，但在重武器上，国民军的重型火力几乎没有，只有少量的1oomm以上口径火炮，75mm的火炮已经是尖端武器，坦克更是缺乏，但幸运的是他们现在的作战地区是属于山区，日军的重武器优势被极大的削弱了。

        重庆军备上主要问题有三，一是重庆弹药缺乏，自产较少；二是重武器较少，如果我国有意对其援助，这方面是重点；其三是空中力量缺失，我在重庆调查时，就看到了好几次日军飞机轰炸的场景。

        红党武器装备中除了德式、苏式外，在他们的前线部队中还有大量的日式装备，这些装备都是他们缴获而来的，据说在1937年中日开战时，红党武装每个人平均只有三子弹，而现在他们的主力部队作战时要求每个步枪兵要带二十子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自产和复装能力的提高，我看到他们每个根据地中都有了复装子弹的能力，这是重庆没有的。虽然弹药较为充足，至少对于以前来说是这样，但他们依旧要求士兵练习枪法，或者以让日军靠近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射击命中率。在我的观察下，我认为红党武装的枪法比国民军明显要优秀的多。

        另外在重火力上，红党武装除了缴获的日式火炮外，还可以自产迫击炮和一部分75mm的山炮、高射炮，这主要是在延安和山西两个工业基地中生产的，虽然质量不能说好，但却解决了有无问题。

        红党武装军备上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虽然有能力自产，但依旧不足，需要加大自产能力；二是重武器和飞机无法自产，缴获的也少，较为缺乏，这点和国民军相同。

        除了训练和装备上，红白两党军队内部氛围也不一样，红党武装中互相帮助的事情很多，军官和士兵很少打骂，而在国民军中较为常见，同时红党军队中有一种人叫做政委，他们会解决士兵的心理问题，并且鼓舞士气，教导文化，我认为政委才是红党武装的真正核心。这一点在我去太行山时就可以看出，虽然军事指挥是刘伯承，但政委邓先贤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刘低，他们在研究作战方案时，他们常常是一个人讲话，另一个不时地插话，共同拟定作战命令，联名签，所以刘邓部队中一般都搞不清哪些指示和意见是刘的，哪些是邓的，只知道这是“刘邓的意图”、“刘邓的指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现邓先贤无比的希望了解我们美国的情况，他似乎比其他人更加对我们有兴趣，这使得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已经在中国红党中有很多的美国工人，这些人中是否可以产生一些政治力量，另外红党中是否可以培养出一些对我国有好感的人，这样的话会更加有利用我国日后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先和中国红党建立正式的交往制度。

        最后，我去了华南的新四军中，新四军的部队是由原来中国红党遗留在南方的游击队组成的，他们在我到的时候正准备起一场对江苏日军的反击战，我们到了战场上观察了他们的作战，我们现日军的部队主要由中国南京部队和真正的日军部队组成，其中中国的南京部队作战能力较差，装备也较差，重火力基本没有，但这只力量却让日军的力量从广大的占领区解放了出来，可以说没有他们，日军在中国能守住现在的地区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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