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这件事儿，光绪听说后，也是蛮头疼的。

        对于光绪来说，聘请洋教员这事儿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过对于彼时的清朝来说，却是一件极其棘手难解的事情。

        当时的清朝作为一个落后的封建王朝，正处于朝着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征途上。

        要怎样一边进行反西方思想控制的斗争，又要一边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可始终又没有很好解决手段的大麻烦。

        听恭亲王口述。

        早在光绪三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北洋水师官兵就已经与外国雇员发生过类似得冲突。

        李鸿章曾在信中多次提到，自己聘请的外国教官不愿前来教习。

        要说这些洋人为啥不愿接受高薪聘请呢，按理来说，银子可是不分国界的呀。

        洋教习们在回电中称，如果只是一个负责操演、训练的教员，手上没有一定节制官兵的实权，那带兵时，官兵们肯定不会完全买自个儿的账，服从自己的指挥。

        这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有两艘名为“龙”、“虎”的教练船，船上原来招募的洋教习，都想撂下挑子不干了。

        只因为船上无论将官还是士兵，皆是不会虚心受教，他们打心底里对洋人有一种很大的敌对情绪，再加上船上的机器设备都腐朽老旧，清廷又不知派员保养。

        学生调皮不听讲，教学设备又老化，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只有国内某些勤恳育人、德高望重的名师，才能做得到心静如水，实心实意做教育。

        如果硬要求这些洋教习也要做到这点，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毕竟，大多数洋教习身上都背负着或多或少的政治任务。

        他们企图渗透到清国的各行各业中去，以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力，掌控者着清朝的发展方向，尽可能的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价值。

        比如这次刘步蟾与琅威理之间的矛盾纠纷，不仅仅是两人拌拌嘴这么简单。

        从深层次来剖析此事，就能反映出北洋海军对于洋人有着一种天生的排外情绪，而洋人也确实想着完全掌控北洋水师的调度大权。

        其实，早在中法战争之后，总税务司的赫德就意识到大清极有可能要组建专业的海军舰队，所以他曾极为露骨地对其助手说过：

        “法、德、美都想抓住清国这次自强之后的海军领导权，而我作为一名英籍官员，必须要确保海军大权能牢牢的掌控在英手中。

        如今，清国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清国急需一个好教员，急需一个像琅威理一样负责任的高级军官。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开端呀！华夏有句老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们务必要致电英政府，促使他尽快来华！

        虽然说，海事的领导权目前确实在我们手中，但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持续受益，我们应当将它死死地继续拽在我们的手心当中！”

        不可否认，琅威理为北洋水师向国际化海军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但他同时也是英安插在北洋水师的一把控制锁，至于大是大非面前，孰轻孰重，大多数清廷官员心里，都还是有一杆大秤的。

        当然，对于彼时的洋人都是到清国来瓜分政治利益，这句话也不尽然。

        光绪遍览夷务清本。

        发现了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在教堂的附近开办了教会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中学，基本都是免费的。

        让一些读不起私塾的孩子们，都有了识字读书的机会。

        客观来讲，当时确实有不少的神父是带着理想主义，带着上帝的信仰，来到清国一边传教，一边无偿帮助一些穷苦人家的。

        其中，还有较为着名的美驻华公使蒲安臣，恭亲王对此人评价甚高，讲起他来，那是滔滔不绝，唾沫星子差点都要飞到光绪的脸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

        蒲安臣代表美与清国打交道时，一改往日同僚对华嚣张跋扈，蛮横欺压的态度，改而实行将心比心，真诚相待的缓和政策。

        他一再向其他列强提出倡议，呼吁在清国展开公平公正的外交活动，要取代武力外交，要维护清国的合法权益和领土完整。

        都说真诚永远是第一必杀技，这蒲安臣在华的外交实践中，逐渐赢得清政府高层的大量好评，成为清廷最信赖的外国公使，没有之一。

        六年的驻华公使任期届满后，蒲安臣在卸任归国前，又应恭亲王之请，摇身一变，成为了清政府的外交说客。

        在得到两宫太后的恩准批复后，由蒲安臣带队的中外使团正式出洋访问。

        他的外交第一站便来到了自己的祖国。

        到美后，蒲安臣以清国代言人自居，四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希望美国带头尊重清国的主权独立，并一再重申，清国欢迎欧美各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华经商或访问。

        在这种友好氛围的背景下，同治七年，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国务卿签署了《中美续增条约》。

        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

        两国不仅可在对方设立学堂，而且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享受优惠待遇；

        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翌年，双方在京城交换条约批准书后，该条约正式生效。

        蒲安臣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代表中利益出使国外的外籍使臣。

        不过，沙俄人并不买他的面子，在如何妥善解决清俄领土纠纷的谈判中。

        沙俄秉着横行霸道的一贯作风，寸土不还，这个大清使臣，也因此压力过大，再加上舟车劳顿、不胜感染风寒，从而一病不起...

        蒲安臣病故后，彼时的马克·吐温也曾公开评价：“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诸如此类，一大群心怀大爱的洋人朋友，在那个尔虞我诈，风谲云诡的年代中，如璀璨一粟，纷纷涌现。

        例如宣扬华夏文化的威妥玛，创办“协和医学堂”的科龄，以及后来组建“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此人争议过大，孰好孰坏，非当事人判别不清）。

        总而言之，对于外国使臣、访华使者、以及外籍的特聘专家们。

        光绪在朝会上，对各省各部的官员们严加强调：

        “我们要重视外交事务，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方针，切不可再实行闭关锁国，以自大傲慢?的态度偏居一隅。

        对于来华的洋人们，我们要学习洪应明所说的待人之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们要做一个警觉性高，但又不失纯朴宽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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