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明天子移跸琼州城，从安南紧随而来的商人越来越多，仅一个多月时间，街头巷尾就充满了商贾之气。

        在街头的几个高档茶馆，每天都坐满了各色各样的人，他们在喝茶谈天交换商业情报，捕捉发财的机会。

        他们谈论得最多的，要么是高雷廉糖货，要么是甘蔗种植园，不过这些都只能停留在“谈”的阶段。

        糖货就不说了，随着海峡对岸大肆抓捕行商，现在采购只能靠走私，数量很少，根本不能满足这些大庄家的胃口。

        种植园计划固然很诱人，然而没有充足的人力，始终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停留在选址、考察的阶段。

        为了采购今年的糖货，商人们都预留了大量资金，既然一时半会花不出去，最终只能把目光放在开盐场上。

        根据朱由榔发布的政策，任何人只要在官府注册一个公司，然后以公司的名义交一万两费用，就可以获得许可文书，在海南开辟盐田。

        商人们对交钱买文书并不陌生，以前盐商每年都必须向广东盐课提举司交一大笔钱，才能成为官府承认的“场商”，得到支盐的资格。

        然而必须要到官府注册“公司”这个限制，让商人们颇感犹豫。

        按他们的理解，公司就是商号的另一个称呼，没有什么新鲜的。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否得到官府承认。

        商号可以随便立，只要花钱找木匠做个牌匾就能开业；公司则必须向官府上报，把所有股东的姓名籍贯，出资银两，占股份额都讲个清清楚楚，才能正式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公司无疑等于告诉官府自己有多少钱，让人产生被朝廷拿捏的担忧。

        找人顶替或胡乱捏造一个名字作为股东也不可行，因为根据朝廷最新颁布的“大明公司法”，官府会根据注册时上报的信息颁发文书，并以此作为分辨公司所属的最终凭据。

        找人顶替有可能变成为他人做嫁衣，只要顶替的人够不要脸，就能鸠占鹊巢，成为实际的东家。胡乱捏造一个名字更不可行，只要查无此人，公司就变成朝廷的了。

        在一片观望中，只有十几个和朝廷走得特别近的大商人注册了盐业公司，获得制盐资格。

        到了五月末，众多小商人惊讶地发现，开盐业公司比想象中还要赚钱得多。

        新盐商拿到许可文书之后，第一件当然是招募人手到滩涂开辟盐田，第二件事则是到下龙湾购买无烟煤，然后用海船运到儋州、临高，给煮盐的大铁锅提供燃料。

        因为无烟煤价格便宜，又比柴火耐烧得多，所以煮盐的成本并没有比晒盐高多少。

        通过煎煮得出的海盐雪白精细，质量上乘，很受高雷廉过来的盐枭欢迎。最重要是产量不会受到盐田面积的限制，只要无烟煤供应得上，想煮多少都可以。

        当然，最省钱的方法还是晒、煮同时进行。先用盐田晒出浓缩的卤水，然后再用铁锅熬，这样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

        这个发现让很多观望的商人拍烂大腿，如今的许可文书价格虽高达一万两，却能管十年，而且朱由榔承诺过，为文书续期时也不会涨价。

        只要产量提升，等于许可文书和盐场租金的成本摊薄了好几倍。如此一来，用煤煮盐所提高的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精明的商人马上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很快克服了对官府的恐惧，筹钱合伙注册公司，申请开办盐场。

        大明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的股东数量，他们认为十几个人合股投资一个盐场更为保险。如果赚得多，到时再自己新开一个也不迟——公司法也没有规定一个人能开几个公司。

        朱由榔也很快注意到这个现象，对商人们钻空子的能力哭笑不得。

        当初许可证和盐田租金的价格是根据晒盐的产量来定的。如果他事先知道这个能让食盐产量翻几倍的方法，绝不会把许可证定为一万两，盐田租金也不会定为五百两的低价。

        不过他无意临时更改规矩，相比起让商人赚点小便宜，他认为朝廷政策的稳定性更为重要。

        只有政策稳定，才能建立起信任和投资的信心。一个朝令夕改的朝廷是没有信用可言的。

        收到东征明军占领上川岛的报告后，朱由榔马上发布新的诏令，在琼州开设期货交易所。

        面对闻讯而来的商人，期货交易所张榜公布了交易规则。

        简而言之，期货交易就是卖家销售未来的商品。买家向期货交易所缴纳一成保证金，然后拿到交易合同。

        等到约定期满，卖家必须以合同上约定的价格和数量，向买家交割商品。否则，就要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买家拿到交易合同后，可以在交易所转售合同，这就是期货。

        也就是说，卖家可以用期货交易提前锁定未来的收入，而买家也可以在交易所通过购买期货，提前确定货源。

        朱由榔第一批出售的大宗商品就是砂糖和白糖，分别以每担四两、六两的价格出售十万担，交割日期为两个月后。

        这个消息一传出，马上在琼州城引起巨大轰动。

        因为高雷廉的官府一直在抓人，走私糖货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琼州市面赤砂糖的价格已高达六七两，白糖甚至高达八九两，还有上涨的趋势。

        朱由榔出售的价格和往年差不多，比市面低了五成有余。只需要等上两个月，每担糖就能节省近三两，利润翻了好几倍。

        就在商人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尝试这个新模式的时候，早就等得不耐烦的英国商人率先出手，交了一万多两保证金，买下了三四万担的期货。

        面对中国商人的质疑，英国商人抛出“土包子”的轻蔑言论，然后向朝廷提交了在琼州城设立新商馆的申请。

        理由很简单，既然天子把期货交易所设在琼州，那么就必须在这里设立商馆。他们太知道期货交易的重要性了，这关系到货源的稳定性，再重视也不为过。

        面对朝廷手里根本没有十万担糖货的质疑，各大茶馆很快流传起一条传闻：朝廷将会很快挥师渡海，攻破雷州城强抢。

        这条传闻在商人们的绘声绘色中越传越具体，很多人信誓旦旦地宣扬，官兵已枕戈待旦，做好了一切准备。出兵日期都定好了，就在六月初。

        几天之后，陈允中也通过细作知道了这条传闻。

        他忽然发现，明军是否进攻高雷廉已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变成了大明天子的面子问题。

        雷州官府前阵子大肆收购的糖货如今成了催命符——如果大明天子不想失信于天下，就必须打雷州城，从清军手里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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