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城外，古亭边。

        风萧萧兮易水寒，苏轼再一次踏上他的贬谪之路，那是他心心念念的杭州。

        从被贬谪的地方和官职就能看出党团的意义，新党被打趴，所以他们的贬谪要多惨有多惨。

        苏轼这种旧党人物，朝中整个群体还在，他的贬谪就温情很多，当然，这里面也有高太后的舍不得，顶撞归顶撞，喜欢就是喜欢，不顶撞还不是苏轼了。范纯仁被贬谪去太原时候也是如此。

        苏轼是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两个职位放在一起，他连薪水都没降，大宋朝不是以你最高职位给薪水的，是以你多少头衔累加薪水的。这种人跑去杭州想好好在地方干点事，周边很难有人掣肘。

        苏轼对杨元奇这个送行就非常满意，因为他拉来的人太合心意了，潘金莲、封宜奴，顺便还拉了个李清照。

        杨元奇最后悔是怎么留他这段时间干啥，还把朝堂另外一帮大爷得罪了一轮，走得有点狼狈。他自请外出多好？那才是豁达。

        贾易在离京前几乎要了苏轼的命，他给苏轼打上个标签“蜀党”党团领袖，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标签一传出去，很难摘掉，这让苏轼非常伤。tmd，大家都是被贬，凭什么你还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几乎要做土皇帝。（新旧党只是一种说法，没有真正明说他们是党团，蜀党这个却是明明白白被人贴上去了，这在当时党团是一种忌讳。文人嘛，还是要点脸，但这点脸也就到此为止。）

        这个时候太好处理苏轼了，赶紧踢出去。少了一个大嘴巴，大家也好办事。

        苏轼也没闲着，还留下一份奏章，关于党同伐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事真不能这么干。苏轼的大才就在于此，唐宋八大家不是指诗词，而是文章。走了还不忘留点东西给人添堵，这玩意可是极有可能留存后世的。有才华的人从来就是这么任性！

        杨元奇本来准备好了一首词，想来个应景，好歹苏轼要走了，自己在给首词留段佳话挣点名声，但真到送行时候，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

        苏轼的想法已经是，走就走呗，他去杭州比留在这鬼地方强。

        封宜奴和王朝云一起来了首《送别》，王朝云琴，封宜奴唱。

        茶没喝完，苏轼一句话让封宜奴花容失色：“怎么还是半阙，要不我补上？”

        还好李清照怼了句：“苏爷爷抢小女人东西是个什么意思，我都没说要补这半阙。”她知道这是封宜奴的心事，苏轼这不是坏人好事么。

        王朝云道：“为老不尊，抢小辈东西，让她慢慢想吧。”

        苏家对于离开开封心里是有点不舍，杭州再美那只是美，那个年代缺的不是山水，而是开封的繁华。但苏家也知道，这样很好，起码不像上次，那可是纯折腾。

        （后世回头看那段历史，那些人物，苏轼除了结局有点惨，他真的赢下了整个世界。有文章、有诗词、还有一个恒久的古迹——苏堤，菜都非得叫东坡肉。连隔壁彼岸那个小日子，都想把他当祖宗，对比那个半岛，当祖宗和把人拉来做祖宗不是一回事。）

        ……

        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杨元奇终究还是伤了，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苏轼还是这么走了，他回来与否都没有任何意义，那不过是高太后最后的挣扎。

        杨元奇痛就痛在，他想抓住一点什么，却什么也不抓不到，时间把历史碾成了沙，从他指尖滑落。他不相信，杨家不是正在慢慢崛起，但他一进入到这个大时代，却没有改变什么，这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好吧，主角，故事还在开始呢！）

        潘金莲轻轻抓了抓杨元奇的手，微笑的看着说：“我们回去吧。至少我爹说，杭州很美！”旁边李清照和封宜奴撇了撇嘴。

        ……

        朝堂那场争论传到了杨元奇的耳朵，杨元奇心里更是很凉，他能感受到苏轼那会子的孤独，他是在为自己抗争，也是在为自己呐喊。

        乌台诗案在苏轼心里留下一道恒久的疤，这是大宋朝文人第一次用文字攻击一个人，这在大宋朝文人主政极其少见。车盖亭诗案亦然如此，当旧党用同一种方式攻击另外一个人，这让深受其害的苏轼出离愤怒。底线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拉低的，道德在这种时候非常重要，律法是判断不出什么的，这时候只能依靠道德！哪怕到了后世，律法也只是个低到不能再低的底限了。

        苏轼走的时候很是豁达，笑得的确很欢，但某种意义，政治上的那个苏轼正在死去。

        旧党正如苏轼说的那样，绝不会仅仅是一个蔡确，文字这玩意，口子一口，你能拉进很多人来。本来就是牵强附会，做都做下去了，继续干就是。

        新党的人一个比一个继续贬远，章惇、李清臣、蔡卞等等新党人员组团去岭南旅游，牵连人数接近百人。有些贬谪已是在杀人，不过没用刀子而已。

        苏轼离开前，在政事堂有句“不能杀人！”实际已经撕破了脸皮，还是范纯仁把他赶了出去，不是政事堂的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文官心里都清楚，把人贬谪到长江流域以南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母亲河只能照顾到它的南北两侧，再往南深入就无能为力了，特别以南岭为界。

        政治有没有温情，至少大宋朝曾经有过，宋神宗盛怒之下放过了苏轼，他不得不放，新党的几个首领都不肯支持他，连写诏都找不到人，诏书里贬谪一个人和杀一个人是有区别的。总不至于把中书舍人先换掉再来写？！这个时候谁敢去接。

        政治上再你死我活，大家彼此还留下最后一点个人情谊，都是一个出身，一个锅里抢饭，都是为国家做事。政见不同打趴下，但不用抡刀子。这次贬谪却已经倾向于抡刀子，至于脸面，苏轼那句不能杀人把大家最后的尊严都扯下了。

        苏轼的确在开封待不下去了，旧党不可能再容他，或许最后一点香火情就是不杀你，所以他最终能去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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