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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蜀之地沦陷两月有余，国民政府所属机构悉数撤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部分先遣人员更已经抵达苏俄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为流亡抗战建立第一个境外落脚点做准备。在此期间，有超过两百万军民陆续从西南各地辗转前往大西北，这个场面可要比三国时期众多百姓追随刘皇叔迁移壮观得多。

        攻入川地之后，日军稍稍放缓了进攻脚步，但他们显然不打算放虎归山，纵容国民政府盘踞西北，继续领导抗战。1945年底，北路日军便以猛烈攻势连克兰州、西宁，进驻西宁机场的日军航空部队活动范围覆盖了国民政府开辟的主要撤退线路，昼间的频繁空袭令撤退的中方军民死伤无数。出于匡扶正义、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精神，德国、美国、爱尔兰等国再次应国民政府的请求，组织联合志愿航空队火线支援，进驻哈密的特遣分队随之成为中方对抗日军航空部队的希望所在……

        至1946年2月13日，日本东京发生核爆炸的消息已经传遍世界，至于天皇及众皇室成员是否毙命，军政高层的要员们死伤多少，东京的损毁程度以及军民的伤亡人数，这些外界最为关注的情况也因为没有官方声音而被传得沸沸扬扬，因而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对日本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糟糕至极的状况，可对于跟日本国处在战争状态的中国政府及仍在坚持抗战的广大军民来说，这无异于“老天开眼”的大喜讯，据说在迪化的国民政府临时行营，高层在2月12日就举行了庆祝酒会，收复河山、驱逐日寇重新成为官员将领们挂在嘴边的口号。

        好大喜功当然不只是国民政府官员将领们的恶习，而是放眼四海皆通用的常情，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两眼朝天、鼻孔瞪地，国民政府空军前敌总指挥周上将和他的参谋幕僚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日军西宁航空部队发动奇袭大好机会，征得委员长同意，他们迅速会同联合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团队制定了一个昼间突袭的作战方案。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清晨，国民政府空军所属的9架苏制伊-16战斗机、3架sb-2中型轰炸机、2架ju-30轻型轰炸机，联合志愿航空队的15架德制福克g-51、14架爱制me-50e、11架美制p-45以及19架苏制雅克-3，总计73架战机迎着晨曦从哈密机场起飞。正当这支杀气腾腾的混编机群飞向西宁的时候，日本原军令部总长、退役的海军元帅永野修身与昭和天皇之弟、大正天皇三子高松宫宣仁亲王一道现身京都，宣布裕仁天皇及内阁全体成员因东京大爆炸而失踪，日本进入非常时期，采取特别军事管制，由现年40岁的高松宫宣仁亲王监国，授权永野修身组建“非常时期内阁”，代理国家军政事务……

        昭和天皇裕仁育有五女二子，长子明仁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如裕仁及其子嗣死亡，他的三个兄弟——秩父宫雍仁亲王、高松宫宣仁亲王、三笠宫崇仁亲王，便是法定的顺位继承人，而秩父宫雍仁亲王在东京大爆炸发生时与裕仁一同身处宫苑，想必已是凶多吉少，高松宫宣仁亲王和三笠宫崇仁亲王皆因军职派驻中国，由此躲过一劫。对于高松宫宣仁亲王监国，日本军民并无异议，但让海军元帅永野修身出任非常时期内阁总理大臣，陆军方面尤其是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和担任马来总督的杉山元等陆军元老意见颇大，他们认为日本海军无论在太平洋战争还是日苏战争的表现都配不上政府连年给予的巨额投入和国民的巨大期望，陆军才是日本得以崛起的唯一支柱，因而主张陆军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地位。

        尽管很难获得陆军的支持，永野修身作为海军元勋还是有足够的资历和威望去获取国民的信任，而在简短的就职仪式结束后，他以非常时期内阁总理大臣所做的第一次讲话就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他认为是德美两国当中的一个对东京发动了核袭击，其目的是永久性地摧毁日本国的大脑和灵魂，使日本国再也无法对他们的扩张战略构成阻碍，然后逐步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夺走，让日本国变回那个任由他们主宰的弱小国家。

        由于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永野修身的讲话立即招来了德国和美国的强烈抗议。这两个率先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遂以官方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进行了辩解，他们虽然成功进行了核爆，但短时间内并没有足够的核材料制造第二枚原子弹，更没有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国的实际计划，德国官方发言人更是骄傲地宣称，如果德国要用原子弹来对付日本，绝对会像骑士一样发动正面冲锋，而不是偷偷摸摸躲在暗处放冷箭。作为反击，德国人援引了他们所获得的一些情报，日本早就制定了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近年来陆续提炼了大量的核武器原料，而且用于提取原料的分离器和反应堆就建在东京市区，此次东京大爆炸很可能是日方技术处理不当或人为失误导致的，接管政权的非常时期内阁故意误导民众，是在蓄意挑起冲突，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

        来自德美两国的强烈抗议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抨击还不至于让永野内阁陷入绝境，他们的主要精力已经迅速投入到东京大爆炸的救援工作上。尽管受到了一些物理学家的警告，永野仍义无反顾地率领内阁成员进入东京地区，为开赴东京的数十万陆海军官兵和预备役士兵作出了死亡表率。

        40年代中期的东京是日本乃至亚太地区最繁华的都市，其常住人口接近千万，发生在国庆日的核爆炸当场造成了数量可怕的伤亡，其后数日，因爆炸冲击、高温及辐射导致的死亡迅速攀升，加之大火肆虐，救援难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视察东京之后，永野修身要求军方从驻朝鲜半岛南部和中国华北、华东地区的军队里紧急抽调三十万人加入救援，此举引发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以及华北、华东方面军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苏俄军队随时可能借机南下，将日军逐出华北乃至富庶的华东地区，这个时候宁可让全日本的工人停产加入救援，也不可从侵华战场大量兵力。

        战力强悍的苏俄军队一直是侵华日军小心提防的对象，已经被他们打得连招架之力都没有的中*队则被视为随时可能倒下的枯树。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日军派驻西宁的航空部队有些疏于防备，结果可尝到了苦头：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里，他们整齐摆放在机场跑道上的44架战斗机和26架轰炸机基本上变成了不满弹孔的废品，存放在机库里的29架战机也只有一小半得以幸免，三百多吨航空燃油和两百吨弹药被引燃引爆，西宁机场瞬间变成了烟花灿烂之地，不少精锐飞行员命丧异乡。

        西宁机场遭到奇袭的坏消息俨然让寺内寿一元帅和他的方面军司令官们更有理由抵制永野内阁的要求。由于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的高级将领们都随着东京大礼花烟消云散，匆匆组织起来代理其职能的军官们对各派遣军大佬们缺乏约束力，即便一日三通电令，当奉海军部指令前往天津、上海、杭州等港口载运陆军部队的日本舰船抵达时，发现征调归国的军人连指定人数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其余要么是“在集结转移途中遭到中国的游击队的袭击”，要么是“铁轨遭到破坏被迫转为徒步行军”，结果大多数舰船只能载着侵华派遣军匆匆搜刮来的粮食药品驶往本土。日本侵华派遣军高层将领与国内临时指挥机构不和的状况很快成了路人皆知的笑话，永野内阁此后也多以此为借口推脱东京救援行动组织不力的责任，日军各路外派兵马则以侵华派遣军为榜样，对临时大本营的命令各种推诿拖延，造成了日军占领区各自为政的局面……

        在成功突袭西宁机场之后，国民政府空军和联合志愿航空队随后又对日军航空部队在兰州的军事设施进行了一次夜间轰炸，虽然取得的战果远没有突袭西宁机场那么辉煌，但成功削弱了日军航空部队在西北地区的部署，此后半个多月，日军战机只对中方撤退线路进行了零星几次骚扰，大量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华夏儿女不畏严寒天气，怀揣希望，一路辗转抵达北疆。趁日军侵华部队近期自顾不暇，国民政府一边借助欧美援助安置流民，整顿秩序，一边整训部队，积蓄力量，力争在这最后一块未沦陷的国土稳住阵脚，等待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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