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班,余良匆匆吃了几口饭后,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向刘家沟走去。刘农就在刘家沟住。
刘家沟离矿不远,就在矸石山后面五六百米的地方。村子不大,村口有几棵高高的白杨树,村中新房、旧房相互交错,新房虽然不多,但大多修的很气派,高门大户的,给人一种富裕起来的感觉。旧房子还占大多数,通常就是几间低矮的平房,被几棵果树和大榆树环围着,木板钉成的院门用红漆刷了刷,构成的一个个农家小院。
余良走进村子里,尽管还不到下午四点钟,街上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偶尔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子从身边匆匆而过。
余良一直往前走,快走到村西尽头了,才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门口的墙根下,悠然自得的晒着太阳。
“大爷,您晒太阳呢。”余良赶紧走过去,笑着和老人打着招呼。
老人睁开眼,看了看余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大爷,今年收成不错吧。”余良继续问着,想找一个合适的话题。
“还行吧。”老人回答着,动了动身子。
“大爷,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他叫刘农,也在这个村子住,您认识他吗?”又聊了几句后,见老人谈兴不高,余良索性单刀直入。
“刘农?你找他干啥?”老人这才睁开了眼睛,有些警惕地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有事找他。”余良回答道。
“朋友?他从小不学好,游手好闲,能有什么朋友?”老人似乎对刘农很不满。
“那他没犯过什么大事儿吧?”余良接着问。
“大事儿倒没犯过,要不严打早被抓走了。”老人回答。
“最近他表现怎样?”余良又问。
“最近一段时间倒还老实,也不知道是不是改好了,昨天还听人说帮着邻居拉煤来着。”老人答道。
两人正说着,忽然从村西口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有小孩掉水塘里啦,有小孩掉水塘里啦!”
余良循声望去,见不少村民正向村西口跑去,余良也赶紧跟了过去。
老人也站起身来,拿起旁边的拐棍,也急着往村西口走。
村西口有一个水塘,是一个50多米长、40多米宽的不规则四方形水塘,岸边稀疏地散布着几株柳树。由于是初冬时节,村外的风很大,余良通过水塘中波纹涌动的样子和水的颜色判断,深度应该在四五米左右。
水塘边,已聚集了不少人,正慌乱地找救人的东西。在水中,一个落水的男孩正惊慌失措地在水中挣扎,在大风和男孩挣扎的合力作用下,男孩背朝中心方向,脸向着岸边,正一步步滑向水塘深处,身体也在逐渐下沉,情况十分危急。
突然,一个熟悉的的身影,从岸边一个人手中一把抢过绳子,快速往腰间一系,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快速向男孩游去。
岸边的几个人赶紧把另一侧绳头紧紧拽住,一个人跑过来,又在上面接了一根绳子。
“是刘农?”余良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余良虽然从小练功,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旱鸭子,此时站在岸边,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刘农水性不错,扑腾着水花,几下就游到了男孩身边,从后面一把抓住男孩,把男孩向自己怀里慢慢一拉,迅速转身向岸边游来。
岸边的几个人赶紧拉紧绳头,把两人向岸边拽去。
到了岸边,刘农抱起男孩,沿着水塘的斜坡,踩着脚下的淤泥,在众人的合力下,爬到了岸边。
到了岸边,几个有经验的人马上过来,从刘农手里接过男孩,仔细的检查了起来。
刘农瘫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全身衣服已经湿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一个老大娘过来,把一件旧棉袄披在刘农身上,一个年轻人从怀里掏出半瓶酒,递给刘农,让他先暖暖身子。
经过一番检查,落水男孩并无大碍,只是呛了几口水,受了一些惊吓,很快便被众人送回了家。
“哎,这孩子的父母都去外地打工了,家里只有一个上了岁数的奶奶,奶奶天天忙,孩子没人管,还淘气,天天和别的孩子在水塘边玩,一不小心就发生了这事儿,幸亏刘农把孩子给救了。你可把你家孩子看好了,万一出现个好歹,就迟了。”一个老汉教训着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点头称是。
余良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
中国的九十年代,是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是一个兼具告别和拥抱的时代。改革开放使得社会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落后的人口慢慢的向经济发达的地方流动,人们逐渐走出旧的生活圈,走进了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大都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群体—— “农民工”,同时也衍生出了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走他乡离开年幼的孩子,外出打工,用勤劳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这些年幼的孩子却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多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他们的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今天这个落水男孩,或许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缩影。
休息了一会儿,刘农这才把脚上的鞋一脱,拿在手里,站起身来,披着棉袄回家了。
余良站在人群中,望着刘农远去的背影,心中打定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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