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何如此看重礼乐呢？

        中国的礼乐文化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时候的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祭祀和军事。祭祀是上古时代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行为，礼最初是用于祭祀天地神灵的仪式。祭祀时，必须有舞乐颂天娱神，以表达对天地神灵的虔诚和敬畏。

        因为祭祀是极其严肃庄重的活动，所以举行祭祀仪式时要讲礼制、遵秩序、分位次，渐渐的礼便有了别尊卑、定贵贱、御民心的作用，而祭祀用的音乐则被认为可以和民声、怡心性、养情操。

        据说，主持祭祀仪式的人被称作儒。

        早在上古时代，中国礼乐文化便已经萌芽并初具规模。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据《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尧舜时期便已有了比较成熟的礼乐制度，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传承与发展，最终以周礼为标志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化。

        古人对音乐有多么重视呢？礼乐制度下，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社会等级和文化的象征。《礼记·曲礼》云：士无故不撤琴瑟。士大夫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不能随意停止演奏琴瑟。孔子非常喜爱音乐，有“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说法。他曾向蜀人苌弘请教韶乐和武乐的异同之处。

        士，原指执干戈配弓矢冲锋陷阵的战士，意即武士，后来却演变成了持书卷坐朝堂纵论天下的读书人，也就是文人士大夫。同一个士字，为何表达的意思却能兼容文武呢？

        这大概因为所谓士，主要是指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而在文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时代，所谓的教育主要是对战士的教育和训练。

        儒家有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礼是道德礼仪，乐是音乐素养，射是射箭技术，御是驾驶技术，书是书写艺术，数是理数运用。在文字出现并普及之前，战士要练习的只有四艺：礼乐射御。

        先秦时期，战士属于最低等贵族，身份要高于平民和奴隶。因此他们在苦练射、御、干戈的同时，还要学习礼仪和舞乐。战士们哼唱的乐曲，包括曲律和歌词，合起来就是诗歌。诗歌中的歌词经口耳流传下来，最后成为《诗经》的主要内容。待文字出现并普及之后，教育的内容变成以读书识字为主，于是士的内涵便渐渐由武变成了文。

        周公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制度，甚至将日常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都纳入礼的范畴，创建了系统化的礼乐制度，并将其作为周朝的政治典章和社会规范，在全天下推行礼乐之治，形成孔子所推崇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

        周礼上承前代礼法，下启皇权时代，为我国秦汉以来的国家机构建制提供了参照体系。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后，隋朝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参考《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朝将六部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机构，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周公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位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汉代文学家贾谊对他的评价甚至要高于周文王和周武王，他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贤之一。孟子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相提并论。荀子也以周公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称颂他的德才。

        后世儒家将周公尊为儒学的奠基人之一，多少有些碰瓷的嫌疑。

        周公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完美符合了儒家所描述的圣人形象。他大力推行的周礼，亦是孔子编纂《礼经》的现实基础。但周公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儒家。

        实际上，儒家颇擅拿来主义。

        就好像掉落在地上的明珠宝玉，只要找不到原主人，那么被谁捡到了就算是谁的。儒家五经大多经孔子述而不作之后，被硬生生戴上了儒家的帽子。周公被孔子、孟子和荀子请过来尊为儒家圣人，这种情况类似于现在成立的一些协会，总要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担任顾问。其主要目的倒不是为前辈增光添彩，更多的还是想着借助前辈的影响来提升协会地位。

        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的作风也很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子产，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是郑穆公的亲孙子。公元前543年，孔子大约只有十岁时，子产已在郑国执政为相，先后辅佐郑简公和郑定公治理国事。他厉行改革，铸刑书，增赋税，因为治政措施比较严厉，社会舆论一度对他极为不利。但是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对国家有利的，生死不改。他没有干涉舆论，反而给予郑国百姓充分的言论自由。只用了仅仅一年时间，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民间风向则为之一变，对子产赞誉有加。史传子产品性坚毅果敢，政令言出必行，为人仁厚宽和。有一次，郑国大夫丰卷不顾子产反对强行征兵田猎，子产见劝阻无果，立刻辞职离开郑国。郑国权臣子皮于是将丰卷赶出郑国，拥护子产回国复职。子产复职后，不仅没有追责丰卷，反而还保全了他的家产，并在三年后召其回国，归还所有财产，堪称春秋版的伊尹放太甲。

        子产不信鬼神之说。他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观点，认为天道规律距人甚远，与人事法度互不相干。这种朴素的唯物史观显然对孔子产生了影响，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极高，他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认为子产具备君子的四种美德：行为庄重，事君恭敬，养护百姓有恩惠，役使百姓有法度。公元前522年，子产逝世，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

        子产与孔子几乎同时代，他德才兼备，文质彬彬，但一直被视为法家先驱，而非儒家圣贤。另一方面，孔子出生时周公已经死去了几百年，儒家请他来担任儒圣，大可不必担心肖像权和名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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