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的再传弟子,大儒荀子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先后三次担任学宫祭酒,执掌稷下。他的学说师出儒门,却杂糅儒道,偏离孔孟,带有浓厚的黄老色彩,所以被后世儒家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北宋理学家程颐说他“才高学陋,不见圣贤”。苏轼在《荀卿论》中评价他说“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意指荀子背离孔孟儒学传统而走入异端,本于黄老之学而融会礼法,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派。
荀子门下有两位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均为战国后期法家代表人物。其中韩非子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而李斯则辅佐秦王嬴政扫平六合、夺取天下。
法家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战国时期,诸侯国都想着要问鼎中原,他们急切需要成熟的学术理论,为代周取天下提供思想依据和历史合法性。
其时,就连以拥护旧制、图复周礼的儒家孔孟道统也未能免俗,只不过言语比较隐晦而已。孟子怀疑天子世袭的合理性,提出“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的观点,上天想把天下给圣贤,就会给圣贤;上天想把天下给儿子,就会给儿子。他说“有大恶如桀纣,则天乃废之。”既然大恶之君王如夏桀商纣者已被上天所废弃,不贤明的周王难道还应该被上天眷顾吗?
稷下先生、阴阳家邹衍的理论更加直接。他以“大九州说”构建了中国的地理格局,又继承古之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五德终始”论,以此诠释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邹衍认为天地有五行,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朝代更替同样是按照五德转移的次序循环往复的,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
“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每个王朝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虞属土德,木克土,故夏木代之,同理商金代夏木,周火代商金。两德交替之时,必有相应的符瑞出现。比如周文王时期,有一只红色的鸟口衔丹书落于周社,意味着天命在周。邹衍的五德说为诸侯们提供了代周而取天下的理论武器,就像及时雨一样,迅速得到了当权者的追捧。
法家思想直指人性,是最残酷、最直接、也最为有效的学说。他们大胆质疑禅让制的真实性,构建出尧舜禹放杀继位的历史,声称尧舜禹三代圣贤的王位更替均为武力逼迫而得。
《汉书》云: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法家的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
战国时期的法家先后提出“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观念,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申不害等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让平民也有做官的机会。这从事实上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周朝政体,也在思想上帮助篡位代立的齐、韩、赵、魏四国迅速稳定了局势。
而韩非子则结合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集法家之大成。
韩非(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人,是韩国的王族公子。《史记》称其“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最初师从荀子,但其思想出儒家机杼后归于黄老,进而继承和发展了法家思想。
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把法家思想提到了宇宙论的高度。相传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后大加赞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我要是能与他见面交流,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为了得到韩非,嬴政下令攻打韩国。韩非被迫出使秦国,却遭同门师兄李斯嫉恨,被构陷惨死狱中。公元前230年,韩非死去三年后,韩国成为第一个为秦所灭的大国。他的学说不仅没能挽救自己的母国,反而促进了它的灭亡。更加讽刺的是,韩非子死后,他的思想却被秦国派上大用场。嬴政将法家思想奉为治国经要,据此建立了一整套为皇权服务的政治体系,最终富国强兵,统一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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