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卦六爻也讲述了唐玄宗励精图治缔造开元盛世，又因贪图享乐导致安史之乱的历史故事。

        初六：咸其拇。

        感应到他的大脚趾头。

        这是什么意思，想要说一个什么道理呢？

        《春秋左传》中讲过一个食指大动的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只大甲鱼。公子宋在去见郑灵公的路上食指突然跳动起来，他觉得这意味着待会有美味可吃。郑灵公果然大开甲鱼宴，但没有给公子宋准备。公子宋于是用食指蘸汤尝了尝味道。

        眼前有美食，心中很想吃，面上不动声色，但是食指大动，咸其拇，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理解当然没毛病。

        心有所想，大脚指就下意识的先动了一动。我们结合咸卦卦爻辞，可以理解为这是对外感应的开始或是情感的初步觉醒，由心动而引领行动。

        比如说寿王李琩初见杨玉环，对她一见钟情，但总不能素未谋面就搂搂抱抱吧！于是只能自己制造机会，比如说擦肩而过时装作不小心踩着杨玉环的脚趾头，诶，这样就有说话的机会了。这就是相互感应的开始，爱情的初步觉醒。

        刚有感应的时候难辨吉凶，结果取决于此后的行动。我们来看看唐玄宗李隆基初登帝位时的行动。

        经过四次宫廷政变，唐朝皇帝也变了四个，从武则天、李显、李旦变成了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762年5月）。

        通过政变得位的唐玄宗，在登基之初展现了雄主风采。

        他在内政上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发展经济、重视文教，一时朝政稳定，经济发达，百姓富庶，文教昌盛。

        他在军事上则推行募兵制以取代府兵制。 他在军事上的最大举措是在边疆设置十大兵镇，由节度使全权负责辖区军事、行政和官吏升迁，以抵御外敌、统治异族和巩固边防。

        沿自于北周及隋朝旧制的节度使制，最初主要是负责管理调度军需的支度使并兼管理屯田的营田使。但到唐玄宗时期，节度使集军、民、财于一身。

        在唐玄宗执政初期，中央集权足够强大。十大兵镇的新晋节度使不过如十个脚趾头，只是大唐帝国对外用兵守护疆域的一个不起眼举措，看起来无足轻重，但其未来趋势却是吉凶难料。

        十大兵镇成立之初，因符合唐朝发展大计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节度使们后来渐渐大权独揽，变得尾大不掉，一如当年诸侯藩国。即使在唐玄宗时期，边镇十节共计拥兵四十九万，已远远超过中央禁军的十二万，这显然埋下了一颗大雷。

        但在繁华似锦的开元盛世，这颗雷被深深埋着，尚处于隐不可显的阶段。

        此时的大唐，君明而臣贤，民富而国强。

        唐玄宗即位后，虚心纳谏，勤政节俭，一改武则天末期奢靡之风以节省开支，又下令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计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税收及兵力来源。与此同时，先后起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为相，他们尽忠职守，各展所长，为盛唐带来勃勃生机。

        他任用的第一个名相是姚崇（650年－721年9月），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人。他在武则天时期就已名列宰相班子，曾协助张柬之发起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还政唐中宗，也是一个果决善断的狠人。

        公元713年，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夺权亲政后，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上任之前，姚崇提出十条意见，如果唐玄宗同意，他就走马上任，否则便只能抗命不从。这十条意见分别是：

        1、能否废除武后严刑峻法，以仁政治天下？

        2、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3、能否严加制裁亲信的不法行为？

        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

        5、能否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

        6、能否不让皇亲国戚拜官？

        7、能否礼待大臣？

        8、能否虚心纳谏？

        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

        10、能否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对于姚崇德的十条意见，唐玄宗以四字回应：朕能行之。

        姚崇提出不再营造佛寺道观，有其现实依据。

        从唐中宗时期开始，高官贵族纷纷营建佛寺，很多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徭役。对此乱象，姚崇认为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无法挽救后赵、后秦之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也未能免除灭国之灾殃。唐玄宗纳其言，在全国范围内勒令一万二千余名假僧虚尼还俗。

        事实上，姚崇本身也信佛。他劝谏唐玄宗抑制佛教之言是：陛下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不能奸诈之徒剃度而败坏佛法！他自己曾两次造像，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记》和《极南洞造窟碑》。前者感谢母亲养育之恩，祈祷母亲早登佛地。后者祝愿姚氏亲属都能健康长大、加官晋爵。

        难能可贵的是，姚崇信佛而不迷信。

        公元716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当时官民的观点认为蝗虫是天灾，不能以人力驱除，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所以，老百姓只能任由蝗虫破坏农作物却不敢捕杀，他们的应对方式是只祭拜上苍请蝗虫离境。

        姚崇却引经据典，举《诗经》之言“秉彼蟊贼，付畀炎火。”又列举汉光武帝诏令“去彼螟蜮，以及蟊贼。”力证应该灭除蝗虫是应该的，并派出捕蝗使督促各地灭蝗。

        这一举措竟然引起百官疑惧不安，他们纷纷反对灭蝗，唐玄宗因此犹豫不决。姚崇则坚持认为若任由蝗灾发展导致农桑欠收，将危及国家安全，主张大力灭蝗。正是在他的坚持下，蝗灾危害被减小到最低限度，没有造成大面积饥荒。

        这位为开元盛世奠定雄厚基础的三朝贤相，创造了时人无可比拟的政绩。他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国力鼎盛的开元盛世依然保持俭朴清廉的作风，甚至因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而只能举家住在偏远郊区。

        但唐朝的老百姓却过上了好日子。

        大唐财政日渐丰足，全国粮仓充实，因货物充裕而物价低廉。据杜佑《通典·食货典》记载，其时天下无贵物，斗米只需十三文铜钱，青（今山东青州）、齐（今山东历城）斗谷低至五文。东西二京面不过三十二文，绢一匹不过二百一十二文。

        收入越来越丰厚，而物价越来越低廉，老百姓的日子当然越过越好。姚崇对此颇为自傲，他有一次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浣老老实实回答：“管晏执政期间，所行政策能一以贯之，而您制定的法度随时更改，由此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

        姚崇也不生气，继续追问：“那我是个怎样的宰相呢？”

        齐浣认为他是拯救时弊的宰相：“您是救时之相。”

        姚崇拍腿大喜道：“这也非常难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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