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兀危。曰动悔有悔，征吉。

        困于藤蔓之中，摇摇欲坠，特别危险。一旦行动悔上加悔，出征吉利。

        被藤蔓缠着，挂在悬崖半空摇摇欲坠，稍不注意就会藤蔓断裂摔下去，是不是特别危险？

        藤蔓没刺，挂着我们不痛不痒，还让我们有一个不太牢固的依靠，可以维系着让我们不至于跌落深渊。

        大部分人死死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一动也不敢动，害怕稍微一动就弄断了它，跌落万丈深渊。

        如果这么做，永远没法改变现状，只会慢慢沉沦，所以就连猪八戒都不会这么做。

        我们看他被珍珠衫变化的大网挂在树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还会挣扎几下哼哼几声，呼唤猴哥和沙师弟来救他。

        明明知道一旦行动可能会后悔，但如果想要从藤蔓中脱困，我们就得想办法，有策略地行动起来。

        缠绕我们的这根藤蔓是什么？

        可能是声色犬马的享乐，可能是毫无保留的溺爱，可能是不讲道理的庇护，可能是令人沉迷的游戏……它们可能会带给我们一点愉悦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却在不知不觉中消磨我们的雄心，抑制我们的斗志，冷却我们的热血，就像温水中的那只青蛙。

        那么，缠绕大元朝的那根藤蔓是什么呢？

        长期生活在塞北苦寒地带的蒙古游牧民族，陡然走进富庶繁荣、文化昌盛的中原地区，顿时被这里的丰饶富有搞得眼花缭乱。这里河道纵横、植被茂盛、气候温暖、宜居宜业，很快让他们沉入纸醉金迷的温柔乡。

        蒙古贵族们还没来得及彻底消化吸收中原文明的精华，就已经把沉淀了几千年的糟粕学了个十足十。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腐朽，贪污成风，贪图享乐，蒙古人的勇敢和血性在整日不休的载歌载舞、推杯换盏中渐渐消失。

        这是一种暴发户的心态。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简而言之，一个人的德行、智慧、能力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相匹配时，必然会招来灾祸。

        公元1307年，元成宗承续忽必烈遗志，好不容易将元朝拉上正确的发展轨道，不幸病重不治去世。因为唯一的儿子已经早逝，他的侄子、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1281年—1311年）登基继位。

        他接手的元朝，是一个貌似强大富有实则弊端丛生的老大帝国。

        短短几十年时间，元朝冗员冗费现象已非常严重，执政效率却越来越下降。朝野上下贪污腐败成风，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为巩固元朝统治，元武宗不能在坐以守成，而必须锐意改革。但他的改革显然与初衷背道而驰。

        元武宗长年统兵漠北，深知赏赐的激励作用，他在任期间，使元朝的封赏力度前所未有。

        他登基之初，对拥立功臣大加赏赐，结果耗尽两京国库，仍有半数勋贵没有得到赏赐。幸好元武宗有办法：没有钱打赏了，就封官拜爵。

        按照忽必烈定下的规矩，非黄金家族嫡系子孙不得加封一字王。元武宗却一口气封了近二十个一字王，其中大半并非黄金家族嫡系成员。

        在他的大肆封赏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等重要机构的编制数量激增。据说元武宗一朝，光是佩相印者就数以百计。

        上百个宰相在朝，不仅大事难决，而且容易泄密。许多事情还在讨论阶段，就已传到满城风雨，人尽皆知。

        这些奇葩的改革措施招来汉人儒臣的批评。监察御史张养浩上书列举十大弊政：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字字切中肯綮。

        元武宗最大的改革举措是重设尚书省。

        他在中书省之外另立尚书省，作为实际上的中枢机构以推行改革。但因为中书省和尚书省职责划分不明确，致使中书省成为闲置机构，中书官员被迫尸位素餐。

        就在尚书省启动一系列改革措施，准备大有作为时，元武宗崩了。皇太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年4月-1320年3月）即位，是为元仁宗。

        元仁宗全盘推翻了元武宗的改革，废除尚书省并处死尚书省一任重要官员。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设立过尚书省。

        元武宗并非没有儿子，为何要传位于弟弟呢？

        当年他拥立元武宗登基为帝时，两兄弟已约好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元武宗履行了承诺，元仁宗却违背了盟约，最终将自己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元仁宗的皇帝工作比元武宗干得更加出色。他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起用汉臣，裁撤冗员，整顿吏治，一改武宗朝的衰败之势。

        尤其他尊崇朱熹理学，推行延佑复科，在开辟汉族士人入仕途径的同时，也提高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的积极性。这极大缓解了当时的民族矛盾，有力推动了元朝的多民族融合进程。

        元仁宗满心希望蒙古人学习儒家学说和汉人治政经验，共同治理好国家。但以蒙古人当时的实际权力结构而言，奉行唐宋以后的封建体制并不是最好选择。

        用马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并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

        蒙古人刚刚从部落社会走过来，他们的权力结构类似于封邦建国的周朝。

        大元皇帝为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诸王则为诸侯，在各自的领地享有行政、军事、财政和司法权。

        秦汉两朝用了四百多年时间，才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唐宋两朝又用了近六百年时间，才勉强完善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元仁宗想利用儒家学说，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此前用两千年时间走过的路，显然难度极大。所以，忽必烈才将行汉法和遵蒙制并行，尝试着一点点加强中央集权。

        那么，元仁宗能不能学习汉武帝施行推恩令呢？

        难度同样极大。

        因为，中原文明的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和庶子们从法理上不具备继承权，所以他们举双手拥护雨露均沾的推恩令。

        蒙古贵族奉行的是世袭推举制。这意味着每一个儿子都有希望获得继承权，举手表决，能者居之。在能获得一整块蛋糕的时候，什么人还会希望把它分成几块呢？

        当然是，无能且无望争取到蛋糕的人。而这些人的意见，通常会理所当然地被省略掉。

        元仁宗限制贵族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很快无疾而终，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大难题，是皇位继承权问题。

        他并不想把皇位传给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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