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九：肥遁，无不利。

        肥沃富足的遁隐。没有不利。

        肥字，在这里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是通“飞”，可以理解为飞快地隐退离开。

        第二种是用其引申义肥沃、富裕，可以理解为隐居生活非常富足。

        这两种理解如果合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

        范蠡献策辅佐勾践灭吴兴越之后急流勇退，迅速归隐江湖，后来通过经商而成巨富，人称陶朱公。他不仅在战场和商场无往而不利，而且还是一位寿星，足足活了八十八岁。凭借超卓的商业智慧和，陶朱公被后世拜为商圣和文财神。他创立的道德经商、重视人才等商业方略，被誉为陶朱术。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好朋友，共同辅佐勾践复国的文种。

        范蠡引退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文种，劝他也尽快隐退。信中有十二个字：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文种并未听劝，只是称病不朝，结果很快被勾践赐死。

        唐顺宗即位后，组成了以王伾、王叔文、刘禹锡和柳宗元为核心的革新派，迅速拉开了变革新政的帷幕。

        唐顺宗是革新的直接领导者，但因家族遗传病风疾，不能亲自理政，故起用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宰相，官拜尚书左丞、同平章事。

        这是革新派的核心三人组，其中两位翰林学士负责制定政策并颁发诏令，同平章事则负责具体执行。他们很快颁布诏令，要完成以下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收回藩镇财政大权归于朝廷。

        第二件大事，是收回禁军指挥权以削弱宦官权力。

        第三件大事，就是治世常备四件套：用贤能，反贪污，薄徭赋，抚百姓。

        唐顺宗革新的步伐，比他父亲当年迈得还要大，但改革从一开始就政令不畅。

        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唐顺宗身体欠佳，只能垂帘问政，身边仅宦官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随侍左右。于是哪怕极小的一件事，也都需要先后经过韦执谊、王叔文、王伾、李忠言和牛昭容五道手，才能实现上传下达。一个指令，等从唐顺宗送到执行者手中后，早连黄花菜都凉了。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改革措施就算及时送达执行者手中，他们也只会阳奉阴违。因为这三件大事，分别针对的是节度使（武将集团）、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几乎把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全部推到了革新派的对立面。

        书生意气的革新派显然错估了形势。

        他们以为自己背后有皇帝做后盾，还有二王刘柳、韦执谊等一个人数众多、官位显赫的集团，力量足够强大。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机器。

        权力这个东西很玄妙，当大家都承认的时候它几乎无所不能，当大家都不承认的时候它几乎狗屎不如。

        几乎在王叔文等人发起革新运动的同时，反对派就开始动手了。

        公元805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将革新派列为异己并进行弹劾。除韦执谊以外的其他几位宰相先后称病不朝，拒绝与革新派合作。

        与此同时，宦官们也动手了，他们的首领是俱文珍。他们发动舆论力量，指斥王叔文等人朋党相结，并趁唐顺宗病重，拥立广陵王李淳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

        不到两月，俱文珍趁机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母亲去世，王叔文不得不辞职丁忧，为母守丧，再也无法领导革新运动了。

        紧接着各藩镇节度使纷纷下场，上表攻击革新派。

        重重压力之下，革新派内部开始分裂。

        韦执谊开始动摇，对王叔文的遥控指挥不予执行。王伾见状，多次奏请为王叔文夺情，并任命其为宰相，未果。

        此时的局面，早已超出唐顺宗和革新派的控制。

        同年8月，俱文珍召集众官来到金銮殿，敦请唐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

        唐顺宗在位不到两百天就成了太上皇，翌年正月病死。

        李纯即位为唐宪宗后，颁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诏令。

        王伾和王叔文被贬出朝廷，很快死于贬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几年后郁郁而逝。

        八位革新派骨干纷纷被一贬再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刘禹锡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

        很好，这个世界少了两个无趣的官僚，多了两个有趣的灵魂。

        刘禹锡（772年－842年）的性格比苏东坡更加通透豪迈，被贬谪后彻底放飞了自我。

        公元815年，被贬谪在外十年的刘禹锡奉召回京，即景生情写了一首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繁华的道路上尘土扑面而来，路上行人都说是赏花归来。玄都观里上千棵桃树，全都是我离开京城后栽起来的。

        这首诗表面上讲得是赏花，看起来没有毛病。但我们结合标题和时代背景细品一下，便发现这原来是讽刺权贵之作。

        我离开十年，一群朝廷新贵像桃花一样盛开，而那些趋炎附势之辈为了功名利禄而奔走权门，就如同紫陌红尘之中去看桃花一样。

        于是，刘禹锡被贬到了更偏远的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多亏名臣裴度相助，后改为连州刺史。

        外放十三年后，刘禹锡终于被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他又写了一首诗《再游玄都观》来重提旧事：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方圆百亩的庭院中大半长满了青苔，桃花刚刚开完菜花接着又盛开。当年种下桃树的道士身在何处呢？上次来这里赏花的我，今天又回来了。

        这种贴脸开大的做法，有些爽。

        柳宗元（773年—819年）和刘禹锡是同榜进士，故并称“刘柳”。又因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世称“韩柳”。

        托刘同窗纯口嗨写了一首诗的福，公元815年，刚刚从永州返回京都的柳宗元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从此再未回到长安。

        在外放期间，他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比如在地方上兴办学堂鼓励孩子学习，在柳州制定释放奴婢的办法，开垦荒地鼓励农耕生产，又开凿水井让当地百姓喝上甘甜的井水，使柳州老百姓的生活面貌一新。

        他在诗文创作成就卓着，影响深远，与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并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其中尤以“永州八记”最为脍炙人口。

        公元819年，在裴度的努力下，柳宗元本有望重回京都。但他尚未启程，便在柳州病逝。

        两位中唐文豪贬谪江湖，远离朝堂，虽然在仕途上时运乖蹇，却在诗歌、文学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这种精神的富足，往往更胜物质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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