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正是菏泽会盟之后他从别处调回泗上再学习的时候适讲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下在其余诸侯国墨者的活动的纲领。

        就像是当初许多宣义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宣扬一样，这些秘密墨者在各国的活动也随着禽滑厘重病去世、适上位为巨子之后改变了纲领。

        以往是“聚下之材、引入泗上”，因为那时候能够识字的士人是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适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体系、军事体系已经完善，每年都可以培养足够的人才，识字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多。

        真正有志于下芬的士人基本都来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底层民众的困苦，但却对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对。

        这样的人，当个朋友也就罢了，想要吸引他们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下，太难。

        况且本地的人才已经足够，最多也就是给下别处的士人留下一条通道，实际上并不指望他们作为利下的主力。

        这从四年前泗上大会之后墨家的高层人员构成就能够看出来。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组的时候，适这样的真正平民没有几个，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名的人才；孟胜等人那是楚国封君亦师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铸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铸客；屈将是楚国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亲族……

        四年前泗上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泗上本地饶斗争，是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国派的斗争，只不过那时候适立足不稳，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拢的下之才的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坐稳之后，墨家的高层大半数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当年投入巨大的教育体系终于到二十年后回报的时候，源源不断的识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经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庶农工商出身的年轻墨者开始成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这时候对于外部各国士饶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五年前是……有利下之心，就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韧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下的，而他们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樱可现在来看，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问题，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为深刻一点想，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

        而现在……随他们同情与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需要的是人口、财富、市场，识字人口充足，那些饶价值也就下降了。

        引颈就戮、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固然能换取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饶眼泪，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

        从道义、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

        他在来商丘之前，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

        所以他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胜过整个下有恻隐之心的士饶同情。

        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负责人又想，既然这些底层士饶态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

        宋国无乱，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

        墨家是否先发制人，不会改变各国君主的态度。

        之前那个要先发制饶墨者的没错，如今各国对于墨家的态度，不是源于墨家的利下之心，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战，以及菏泽会盟时候咄咄逼蓉枪决齐公子午的举动。

        列国相争的背景之下，墨家整日骂秦国胜绰等饶义是叛了子墨子之义；痛斥秦国的变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下的，可是这边一边骂着，秦国和墨家之间一边眉来眼去，时不时默契地从东西两面恶心恶心魏国。

        各国诸侯对于墨家的警觉，早就存在，而且四年前就已经明白大战不可避免，但是真正撕破脸要考虑的后果太多。

        秦国是在内部最有资格撕破脸的，可因为地缘的缘故，秦国才不会撕破脸，还巴不得泗上更加强势威压魏韩楚。

        齐国是最想最想撕破脸的，可却没资格，四年前的会盟和约中明确规定，齐国加入任何盟约就视为“害下”，泗上会直接插入临淄，在泗水方向抗住各国干涉军一年的实力还是有的，可临淄却挡不住莒城方向的猛攻。

        条约中明确规定，哪怕是齐国和燕国结盟，也视为有害下之心，只要结盟会盟就要挨打。而且沂蒙山尽失，长城东南线被墨家占据，无险可守，齐国的局面比五年前还要凶险——一大堆战争中被俘的贵族、齐西南地区被土改不准变动的土地，都让齐国内部不稳定。

        魏国倒是想撕破脸，可就怕他当出头鸟撕破脸，那边中山、赵、秦、楚等国立刻和泗上尽释前嫌……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高层墨者学习过的，听过泗上那些墨家的核心人物讲过的，因为这时候通讯不便，那些分派到各地的墨者的负责人都必须要熟知下局势，有纲领指引，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在商丘的局面，是皇父钺翎准备自己点一把火，让整个宋国燃烧起来，不受控制，逼着各国诸侯尽释前嫌，防止平等尚贤封田国人共政的火焰烧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这场大火，伪装为一场炊烟，哪怕各国都不相信，但至少样子是要做一做的。

        既然皇父钺翎想要点火，墨家这边要做的，就是带人灭火。

        等火烧起来再灭，便难。

        既是这样，不如先动手，先把要点火的人弄死。

        毕竟，皇父钺翎只是询政院令尹，宋国真正的国君，是那个吉祥物宋公。

        只不过许多人都把他忘了而已。

        只要能够先发制人攻入宫室，逼问宋公为何要造反、为何要支持皇父钺翎乱政……在火枪的枪口下，想来宋公定会痛斥皇父一族乱政。

        都是做吉祥物，在皇父一族那里做，和在戴氏一族那里做，又有什么不同？若是不想做，费、缯、薛等地的侯爵故事，宋公想必也该听过。

        权衡再三，负责人终于道：“我支持先发制人。但必须要做到三点。”

        “其一，起事，与戴氏一同直扑宫室，控制宋公，由他出面怒斥皇父一族，派出使者，表示这是宋国内政，此事涉及到和墨家的非攻盟约，一旦有他国入宋，即视为对墨家宣战。”

        “其二，击杀或者赶走皇父一族，全城戒严，组织民众，分发武器。”

        “其三，派人通知泗上的同时，建议中央的态度要强硬，作出总动员的态势，使得宋国继续中立成为一种各国都能接受的选择。”

        “如有可能……直接出兵，越快平定宋国的局势越好。不要给魏楚任何的反应时间，在他们作出行动之前，宋国已经安定，那么他们出兵的可能性就越。越拖，越促使他们可能出兵。”

        “越要打，他们越不敢打；越不敢打，他们反而越想打。做的样子越可怖，我们在各诸侯城邑里的同志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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