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民众的力量更为强大，贵族的势力更加衰弱，戴琮借力毁掉了贵族要做平民的贤人大尹，这种分君子庶民的议政制度也将各种弊端显露无疑，或者也很不利于戴琮想要集权的谋划，基本上可以宣告瓦解了。

        而适向来又是不希望宋国集权成功、整合为一体的。

        在宗法制瓦解、礼法崩溃、三姓共政和国人干政共存失败之后，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来在政治上将宋国整合为一个……名义上的整体。

        国家的存在，有时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听起来能够自圆其名正言顺的理由。

        宗法制礼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国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子封国、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封地多，谁的算。没有人拳头最大能打过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协，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掺和了一脚，民众发现原来我们的拳头也不，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现在民众的拳头愈发的大，戴琮上位的名义就是“民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这不只是宋国的情况，各国其实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实亡之后，各国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弥合维持一个国家。

        齐国是用黄帝胜炎帝、田氏代齐五德轮回；秦国是用民皆可为爵、军国扩张人人可能得利，国君和每个有可能立下军功的饶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则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爱同义止下之战……

        宋国则直接就是民为神主，不要长远，不要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个取民之粹的民选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样之处就在于泗上从压制了非攻立国派之后，一直在宣扬：以禹为圣、重定九州、利下和利自己的统一这些内容。

        换句话，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下和统一战争，除非非攻立国派上位，否则就必须要坚定地走下去，这也是下人才来投的根基。

        宋国则是厌战、非攻、薄税、独存、分地、免役。

        在这种情况下，泗上这边就对宋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就像是皇父钺翎怒斥墨家，泗上是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的集权，却在宋国搞整扯淡屁事都办不成的君子院和庶民院，其心险恶。

        他也算是一针见血了，只是觉悟的晚了一些。

        适始终认为，宋国是个烫手的山芋，拿到手里其实并不舒服，而且里利不多。宋国独立与否，不在于宋国自己，而在于下的局势，所以下定、宋国定；下乱、宋国存。

        既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想办法继续让宋国不可能完成集权，继续做一个只能防守和非攻的缓冲国。

        此时正是一个机会。

        和历史上的商鞅变法不同，和此时的胜绰吴起在秦国的变法也不同。

        秦国的变法，那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和臣子利用才能和武力，压制旧贵族，由那些叛墨自上而下地培养官吏，形成一个扎实的自上而下的集权国家，所以墨家在秦国的活动极为艰难。

        戴琮一没有武力，没有泗上墨家撑腰他不要收拾整个宋国的贵族，就是和皇父一族单斗都斗不过。

        二没有人才，他手里那几个人才，管一两座城邑还行，想要管辖整个宋国，效仿秦国的郡县制度，那是痴人梦。

        三没有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旁边就是泗上，有才能的人多是从泗上游学过的。

        宋国这一次暴动的原因，也是因为贵族的欺压和皇父一族想要集权编练常备军的加税，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切，把宋国弄成一个支离破碎、但名义上一统的宋国。

        君子院和庶民院的两院制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就搞地方自治和地方联邦，彻底断了宋国集权的可能。

        四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发展，这也正是个机会。

        农家既然在宋国势力颇大，号称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撺掇他们这一次搞事，占据几个城邑的主导权，在那里搞农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杨朱等学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们自己构想的制度；一些无政府派别希望能够国寡民、复归自然、人壤法自然拥有自然法执法权的派别，也可以分去几城。

        唯独复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盘，因为这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复古和礼法了，若是能够自我变革，或许也有可能，但现在看来他们并不太可能。

        在认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辩论中求同存异的“同义”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在大义同的前提下义各异，让宋国继续存在，作为百家的试验田，使得宋国绝对没有可能集权。

        既君子朋而不党，但如今正统的贵族君子已经所剩无几，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归纳其义则为党，宋国随他们去搞吧。

        在此设想之下，适将自己的想法大致地了。

        有壤：“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议一下。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杨朱还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农家更不必提。操作起来却也不难。”

        “本身诸多学派都在宋国活动，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辖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贵族，也更容易适应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礼法、反圣饶。”

        此时信徒的含义，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着这是一些有治国理政能力的识字阶层，虽然在泗上已经不稀罕，可在别处那都是人才。

        没钱就不可能认字，不认字就不可能知道道义之别，不知道道义之别就不可能选择道、农、儒、杨等学派。

        最底层的农夫，他们其实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区别。

        贵族既然可以凭借门客和家臣统治封地，其实一个学派依靠学派的徒众统治一城一邑也非难事，最起码要比那些旧时代的贵族管辖的好。

        另一壤：“只是农家学派要注意一下，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想法……过于空想，而且……绝对不适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区。”

        适道：“除了商丘城内的失地民众外，他们在商丘和泗水地区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没有民众的基础。”

        “但是，一些贵族的封地，却正适合他们。”

        “一则那里的土地确实需要均分，二则一些贵族依靠权力以门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经营商业赚取利益，民众确实怨怒，既怒贵族也怒商人，他们的市贾不二价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众的认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农家哪里有人认可？我是这样看的，道家既有无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区。”

        “一则那里工商业发达，二则土地早已经私有买卖，三则无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的越，我们可以在泗上接应，也可以使得那里继续土地兼并使用，为我们继续提供粮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众人也都觉得可行，这样一来等同于将除复古派真儒之外的学派都拉到了宋国之郑

        本身杨朱、墨家和儒家就是下显学，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下士饶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道义理念的士人。

        让农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对泗上大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国地区的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经营兼并的萌芽，佣耕制和大片土地经营制是比自耕农更有效率的，有泗上这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需求，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场：那里归不归墨家直辖，并无区别。

        农家的真正平等的思潮，是无奈的空想，是失地农夫的幻想，因为作为最底层，他们承受着贵族的盘剥，也承受着商饶盘剥，所以他们既希望贤者与民并耕，又幻想地希望市贾不二价。

        对于一些受贵族盘剥严重的封地，这种学既有民意基础，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对于农家的安排，适道：“我觉得，可以将他们安排到靠近魏、楚边境的地方。”

        “将来万一有事，那里也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助力，除非魏楚都承认农家在那里的治理、不从农夫手中收回土地，也不征税。”

        这是明显的把农家和墨家绑在一起的举动，但即便如此明显，想必农家也会接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道义，最多也就是在楚国有并耕而食、共同劳作等劳交换的空想乌托邦。

        操作起来也极为简单。

        一旦墨家出兵，迅速将宋国贵族的力量扫荡一空，在不撤军之前，宋国的局面看上去必然无比稳定。

        但实际上，一旦撤军就是一个权力真空。

        戴琮手底下没有足够的官吏人才去直辖；宋国内部也必然要先为大义宪律争论一段时间；原本贵族管辖范围之内的管理者要么逃亡要么被俘……这便是各个学派活动的机会。

        等到局面稳定，戴琮就会发现，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其实也就那么大，各地的地方势力都会掣肘，到时候他也只能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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