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只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条件，而既然是条件，那自然就有目的。

        这一次借用吴起的名气、墨家的技术学问上的优势，和赵国的乱局，无疑将会给魏国带来的极大的压迫福

        列国纷争，各国互不信任，彼此猜疑。

        尤其是魏赵之间之前已经颇多矛盾，而魏侯一直与赵侯和公子朝暗通款曲。

        赵侯即将病逝，这么短的时间内，魏击和赵章根本没有时间沟通，除了武装干涉之外别无他法来确保魏国的安全。

        一旦这个营造出来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赵、墨、秦、楚联盟结成，魏国将会陷入全面被动，这是魏侯不能接受的。

        本身秦楚就一直联姻，魏楚争霸中原，秦国也一直策动楚国在西河搞事以帮楚国分担压力。赵国武力如今虽然不强，但是也经过了公仲连的改革，一旦跳反三晋，魏国的局面就会大为难看。

        魏齐之间本身也缺乏信任，虽然现在齐国田氏刚刚有求于魏击，赖其力得到了侯爵之名分。

        然之前三晋伐齐、拆长城、对卫国这个缓冲附庸国的争夺、齐国曾出兵救援楚国榆关大梁、魏越联盟压制齐国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让魏国产生诸多怀疑：一旦赵国跳反，齐国会不会趁机咬自己一口而不是和自己结盟。

        这种猜疑和猜忌，墨家留给了魏齐韩等国，争取到了自己内部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的时间。

        …………

        墨家代行其政的郯国西北五十里处，一条河蜿蜒而过。

        河的这边，是完全实行墨家政策的郯国，名义上是郯国，实则就是墨家治下的一县。

        河的对面，是加入了非攻同盟，但是保持独立主权名义的费国。

        潡水之战后，费、薛等国纷纷加入了非攻同盟，相对于需要给越国进贡的霸权，墨家以非攻同媚形式将这些国组织在一起，并不收取贡品丝绢之类。

        各国的内政也没有理由“代行其政”，因为费、薛等国暂时还有君主，而郯、缯等国，是墨家从越国手职解放”出来的，已经“找不到”可以继承的直系继承人，于是才代行其政。

        在地缘上，越国淮河以北的势力尽失，潡水一战震动了越国根基，父子相残的戏码因为墨家需要留着越国恶心齐国，出兵加以干涉而未发生，但是越王翳已经在北方呆不住了。

        墨家的义师以帮助镇压叛乱的名义驻扎在琅琊附近，越王已经开始在江南吴越故地修缮旧都，大有放弃淮北迁回江南的意图。

        这种情况下，除了有些的几个城邑外，基本上都成为了墨家的地盘，或是迁民垦荒筑城、或是建设沿海城邑晒盐……

        如此一来，如费国这样的依旧维持着主权的国的局面就变得极为封闭，除了北面和鲁国有所交流外，其余方向完全被墨家封住，成为了“国”中之国。

        潡水一战后虽然墨家势力大涨，但是为了防止齐、魏干涉，引起下震动，并未彻底解决费国等诸侯国的问题，而是在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发展生产、变革基础。

        费国也有义师，而且这义师的组成是由费国出人，墨家提供武器，作为非攻同媚军事力量，在保证不干涉费国内政的情况下维持费等国自己的制度。

        费国义师的成员，多是国都大邑的自耕农。因为这义师的钱财装备都是墨家来出，与泗上民众无关，所以墨家资助了这些自耕农一部分铁器，同时大力宣传墨家的一些激进言论。

        几年过去，这些服役归乡的自耕农，开始在墨者的带领下组织起来。

        费国的制度早早就进行了一些变革，比如初税亩制度，使得出现了不少的自耕农。

        但是，赋税极高。

        原本的各家份田收什一税，形成制度之后，因为原本生产力低下，需要一部分“置田”，也就是闲置的田地休耕，这休耕的部分也需要征收什一税。

        休耕原本是必须的，这样就等同于五一税。而随着大豆玉米麦棉花轮作技术从那些义师归来的农饶传播发展，这些休耕田也开始种植，费国的贵族和统治者也水涨船高，将原本固定的“五一税”形成制度。

        而除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外，作为贵族家族统治的基础，大量的贵族封地依旧存在。

        这些贵族依旧拥有支配其封地农民的权力，但是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里和宋国沿丹水、泗水出现的一些列经营性庄园变革完全不同。

        一则宋国的贵族、地主阶层距离泗上更近，而且之前在商丘爆发过国人干政的事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

        二则，如今运输困难，道路不修，水运仍旧是最佳的运输方式。沛邑、彭城等工商业城邑的发展，让粮食和原材料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但是限于运输，这种生产关系的自发转变也就发生在宋国沿河一带的平原地区。费国多山，又没有一条河能够直达彭城沛邑，故而这种变法在费国发生的极为缓慢。

        潡水一战后，墨家在东南与费国以沂水的支流珈水为界，并不明着干涉费国的内政，但是墨家可以费国讲学宣传、开办矿冶、售卖盐铁。

        除此之外，对于费国贵族来最为不情愿的一个条件，就是勘定的边界……一旦有逃亡的农奴逃到边界，费国将不得追讨，墨家将会组织他们垦耕。

        这种政策之下，每年有大量的人口从费国逃亡过界，进入泗上墨家的直辖地。

        除此之外，大量的商品奢侈品涌入，贵族们的收入明显不足以维持他们更高水平的生活，急需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费国也终于开始“倒逼变革”，只不过这种变革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贵族和费君颁布了《禁亡令》，宣布贵族对于封田上的农夫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必须要“公事毕方可事私”，必须要为封田家主完成“义务”的公田劳作后才能够经营自己的份田。

        禁止藏匿逃亡的农夫，一旦抓获，帮助藏匿者与逃亡者同罪。

        逃亡者一旦逃亡，若反抗，追捕者有权击杀。

        在泗上商品的冲击之下，在泗上制度的对比之下，费国的内部矛盾愈发严重。

        因为是封田制，所以贵族们得到了铁器、购买了马匹之后，继续扩大自己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土地，收入增加，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就又需要增加“公事”的劳役程度，使得封地之上农夫的负担加倍。

        宋国沿河的土地制度、开垦状况和费国这里不同。

        尤其是陶丘附近，那里经济发达，土地私有制早已出现，大量的私田采用租种的方式。煤的出现，也让柴草山缺乏意义，泗上的纺织业以棉花为主养羊也没有那么大的利润，因而那些贵族封地之地的非耕地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发展的。

        所以宋国沿河的一些地主和贵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收回了租田，驱赶了超额的劳动力，让他们滚到泗上或是城邑谋生。

        而费国则因为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导致了另一种情况。贵族们利用宗法关系和对封地农夫的支配权，扩大了“公田劳役剥削”的量，增加自己的土地和农夫在公田上的劳动时间，从而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谋利以增加收入。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逃亡，墨家在一旁虎视眈眈，又打不过墨家，便只能采取更为严苛的律法，严禁农夫逃亡，从而维护贵族的利益。

        “公事毕”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私事”的时间就越少，封田上农夫的收入就越低，墨家又只在泗上进行土地改革后采取分期赎买铁器、租借耕牛马匹的方式，对于费国内部，只“爱莫能助”，这便导致了封田上的农夫日日都在唱《硕鼠》。

        正是：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既唱硕鼠，便自然流传起了《乐土》，对于东南方这一处的农奴而言，乐土只有一河之隔。

        逃过去，就是乐土。

        逃不过去，就要被硕鼠吃一辈子。

        逃走的过程中被抓，可能会死，可能会罚为奴隶，可能会增加劳役。

        但希望，总是可以战胜死亡的威胁。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越河逃亡，一旦过河，后面追逐的贵族私兵便不敢越界，而且河边会有隶属于墨家的义师守卫。

        如今沿河驻扎在郯邑附近的，正是扩编之后的义师第六师，是从潡水之战的第六旅扩展而成。

        至少在数月之前，郯邑驻扎的还是以沛邑的富裕自耕农良家子为主的第一师，但是前几月第一师调到了胡陵附近，而将人员构成大部分是原越人奴隶、逃亡农奴、刚刚得到了分田的逃亡垦耕者构成的第六师。

        如果原来第一师的士卒对于那些逃亡到河边的农人充满了同情，而第六师的大部分士卒除了同情之外，也带着一种刚过去不久的感同身受的对于贵族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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