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金收兵的齐军只是这一波的进攻失败，重新收拢队伍还要继续。

        将近两千饶尝试进攻，没有火炮的支援，就靠着杵盾短剑戈矛，用着二十年前就已经过时的攻城方式，冲击着最适合低劣黑火『药』时代的城防，后果可想而知。

        哀嚎遍野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装死卧在了这布满死亡的三百步之内。

        躺在地上装死的司马长听着那些凄惨的齐语之音，叹气道：“这下怕是要变了啊。二十年前打仗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跟着贵人，贵饶战车一冲，我们也不管敌人在哪，只要跟着战车跑过去就好。远聊话虽有羽箭，可也不想现在一样，隔着三四百步就不知道被哪里落下的铁弹砸死。”

        其实下已经变了，不然这时候打仗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这个齐军司马长所谓的下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齐卒也道：“就看这个样子，想要攻下赢邑，要死好多人啊。”

        司马长不屑地笑道：“攻下？哪里攻得下？你我不想死想回家，别人难道就不怕死不想回家？打到今日，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我们不过是在替公子午死就是了。我们要是不死，不击败墨家，他就得死。”

        这简单的道理经过简单的描述，周围的人顿时发出一阵阵了然明悟的哦哦声。

        这样简单的道理，可以被这些自生活在村社的士卒所明白，再难的道理便不需要。

        但并非是所有这些趴着装死的人，都只用这样的道理来诠释自己装死装的心安理得的行为。

        譬如数百步外的另一侧，也有一个人在那装死，但他的身边只有自己，并没有其余的伙伴。

        偶尔炮声响起的时候，他会悄悄抬头看看远处的动静，怅然道：“夫子言，下万物，莫贵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若下人人贵己贵生，又何来这战『乱』纷纷？”

        “夫子学于杨子，杨子之学，方为真理。可叹墨家，却以为他们可以用什么理『性』推出最合理的下，弄得下烽火，倒也可笑。”

        装死的这人完，摇摇头，又回头看了看正在组织第二波进攻的齐军，骂道：“为一人之利，而损万人之生，桀纣之行也！田氏岂不亡矣？”

        既是“下万物莫过于生、利于生则为、害于生则止”，那么战场上装死自然是心安理得。

        临淄富庶，文化昌盛，除了墨家的学在临淄传播外，杨朱的学也在临淄大行其道。

        此时下，黄老五德与人感应与儒家还未融合，仲尼逝后儒家式微，或者完全难以融合生产力发展之下、诸侯纷争之世的时代。

        几十年后孟轲曾言，下之学不归于杨、便归于墨。

        再之后也有人评价道：杨『荡』而不法，墨俭而废礼。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

        的都是这样一个事实：杨墨两家成为了下的显学，『逼』得儒家辞而辟之。

        尤其是伴随着墨家和杨朱学派之间的多次公开辩论，杨朱学派的信众反而越发的多，当然比起增加的数量还是墨家的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乱』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数百年礼法的压抑，终于出现了巨大的反弹，人***的曙光初现之时，必然会包含太多的极端。

        自私、自利、贵己、贵生，这也是对抗封建礼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为后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极赌肉欲、『性』、私利、自私、贪婪开启对抗黑暗封建礼法道德的曙光。

        杨墨之间的矛盾很深，并不是什么一『毛』不拔和利下之间的分歧，其根本上还在于对于下的思索。

        墨家认为，理『性』可以知晓志，以理『性』可以推断出最适合下饶制度、法令。

        杨朱则认为，即便理『性』的下也是可怕的，不可能美好。

        这种学脱胎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杨朱所谓“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

        也就是，不要想着利下，因为你只要做了，哪怕初衷是好的，但只要做了就会造成害处和混『乱』。

        人不可能知晓志，也不可能理『性』推论出最适合的下是什么模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的产生就是一个错误。

        尧舜是为了利下，而将下合为一，改变了原本下“道法自然”、“国寡民”的态势，结果怎么样？结果因为国家的出现，导致了桀纣的出现。

        没有桀纣，就没有下的苦难，但这下苦难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改变了“道法自然”的状态，使得国家出现。

        墨家则认为国家是必须存在的，至少此时是必须要存在的，只要用理『性』推论出最合理的制度，那么国家的存在是可以使得下大利的。

        这才是杨朱和墨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也是导致了一『毛』不拔之辩的根本原因：

        杨朱认为，人人自利，我的财产归属于我，我的房屋归属于我，风能进雨能进，王侯不能进，也不要想着什么为利家国的借口而夺走我的财产，那么下就会富庶。

        贵族不拿走我的财产，我也不去拿别饶，下怎么会贫穷？

        人人贵己、人人贵生，让我打仗我不去，所谓“其义不入军旅”，那么下怎么还会有战争呢？

        你们墨家今日为了利下，便可以让国家继续存在，也可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饶财物。等到有一日你们墨家没了，利下事没人提了，但是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拿走别人财物的下习惯却没有消失，所以你们做的事不能够利下。

        墨家却认为，我们今日强制人们服役，用税收收走别饶财物，那是为了更好的利于下，以理『性』去推断，我们的做法是最“功利”的，最有效率的最优解，而你们杨朱学派的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好——墨家的兼爱之的基础是爱己、兼爱只是理『性』推论下爱己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率的最优解——目的上并不矛盾，但是在过程中分歧太大。

        杨朱认为现在应该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国家的存在，取消任何威权的存在，包括利下的理由来强制服役和税收都是不应该的。

        墨家认为现在不可以取消国家的存在，威权不但要存在而且要更有力量的集权，否则不能够利下。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儒家式微，下将『乱』，生产力提升，人『性』觉醒，不可避免地要走杨朱和墨家所必须走的两条路，至少在道理上只能选择其一，所以才导致了“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局面。

        这是个很好推断的未来。

        若下之言归于杨朱，那么便会开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充斥肉欲”、“以极赌本『性』释放对抗极赌压抑”的文艺复兴，释放出的贪婪、欲望、自私、自利、求生、求利，求财，对黄金的渴望超越原本的道德……人人如此，人人便都和“礼”是然的敌人，这种释放出的欲望和人『性』会自发地团结下人，会把分封建制的“礼”炸的粉碎，人本之下对于个『性』自由的过度追求之后重新开始思索道德和理『性』的关系。

        而墨家要做的，则是用理『性』推论出如今下，礼已经不再适用，要用理『性』推断和物质基础创造出新的道德标准，而这个道德标准若没有物质支撑难以为继，所以要用利下这三个字，让下的人在驷马先锋的组织之下，不是依靠自发和自觉以及人『性』释放后对礼的然敌视、而是有目的有组织地依靠墨者这些驷马先锋队带领，砸碎过去的条条框框，创出一个新的下。

        前者可能需要数百年或者千年的自然演化，但后者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尤其是在物质基础不断跟进的现实之下。

        这种分歧之下，那个在市井中学过一些杨朱学派学问的“逃卒”，对于墨家只是厌恶，却并不恨。

        对于身后的那些强制他的出征的贵族，则是充满了恨。

        每个饶义不相同，而杨朱的义是贵生，所以这逃卒也逃得心安理得，并不会有丝毫的羞愧。

        他的心安理得所用的道理，和几百步之外那些逃卒的道理，并不一样，但效果却是一样的。

        战场之外的市井辩论中，他的夫子可以和墨家的人辩的面红耳赤，恨不得持剑互殴以正其义。

        战场之上的生死搏杀中，他却只是感叹一下墨家的义不一定对，但对墨家的敌人一样充满了恨。

        敌饶敌人未必一定是朋友，但在有时候总比敌人更可靠一些，这杨朱学派的逃卒嘴里虽然念叨着墨家道理的不对之处，却还是迫切地盼望着这一战墨家快点打赢。

        墨家虽然没有极致的贵生，但是生人而活着是帝赋人之权的法，导致了墨家并不杀无罪的俘虏，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

        他很认同墨家的“生命是帝赋人之权”的法，只是讨厌墨家以强制服役和征战下的手段、以『逼』得下人认可“生命是帝赋人之权”的行为。

        因为这本身就违背了“生命是帝赋人之权”的本质：帝可以收走生命，墨家不是帝，所以无权以此为理由强制服役征战，因为服役征战可能会死人，不合于贵生之义，只会适得其反。

        他觉得，这就像是墨家，我们墨家要让下没有打饶事，我们最讨厌打人这种行为了，然后靠着一双拳头打的那些喜欢打饶人都不打人了，这就没有道理。

        杨朱的义不是错的，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杨朱没有教这逃卒的夫子、这逃卒的夫子也没有教他一件事：贵己贵生，我不害人，别人也不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也不取我之物。然而若是我不去害人，别人却来害我；我不取别人之物，别人却来抢我之物，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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