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卫鞅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内心也是咚咚直跳，紧张兮兮。

        此时没有稷下学宫，也不太可能再有稷下学宫了，泗上的崛起，使得诸夏的学术中心难移，原本齐鲁、魏西河两分下士的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泗上就是如今诸夏的学术中心。

        想要成名者、想要名动下者，看似最捷径的道路，也就是在泗上成名，一朝成名，便可为下所知。

        卫鞅是尸佼的闭门弟子，才智聪慧，自就喜好刑名之学。

        李悝的变法、吴起的变革、邓析的竹刑种种这些，他都有射猎。军功爵本身就是三晋开的滥觞，赵子的那句田十万算得上军功爵的始祖，受此影响之下的卫鞅所学的一切都有着环境的印记。

        他资聪慧，年少有志，渴望成名，建功立业，所以他没有游学来泗上加入墨家，因为想要在墨家内部成名太难了——墨家的理论体系已经稳固，后继者最多也就是修修补补以辙前车，而且在墨家内部森严的组织纪律下想要一举成名如吴起曾经那般实在太难。

        士人身份想要成名，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泗上，但不要加入墨家，因为一旦加入墨家那么这辈子就只能成为组织内的一员，如同大海的水滴。

        大海广阔，万人赞叹，可却没有人会赞叹大海内的某一滴水。

        在泗上之所以能够成名，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墨家巨子不管是墨子还是禽子亦或是如今的适，他们首先是一个学派的领袖人物，其次才是泗上这个政权的执掌者。

        术业有专攻，被人称赞两句当然是好的，但被不同身份的人称赞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各个学派的人如今多聚在泗上，只要能够得他们一两句赞赏，亦或是能够将他们中的一人驳的一时语塞，那么从楚之苍梧到燕之孤竹；从齐之东海到秦之荒漠，数年之内下必闻其名。

        他的先生尸佼不是墨家的人，只是在宇宙观上和墨家有些可以沟通的地方，宇宙这个概念也是尸佼最先提出的：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尸佼给出了宇宙的准确定义，即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若真的给他安个学派的名称，他算得上是杂家，倒不是吕不韦的那种杂，而算是儒墨相争的中间产物，算是道家调和儒墨吸收儒墨学的杂家。

        他也是最早给出了“民为水、君为鱼，水无则鱼亡、鱼亡然水仍存”的理念，并且在历史上为后世的孟子发动的儒家的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只不过他这个杂家，却又支持绝对君主制，而他的闭门弟子卫鞅恰恰也是三晋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可谓是忘年之交。

        毕竟三晋最先开启的变革，军功爵授田刑法之类的手段都源于三晋，很多理念上尸佼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和墨家有些不太一致。

        在适修正墨家之前，墨家的道义算是变种的利维坦，而且当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所能想到的制约君主的手段使用类似于宗教的上帝鬼神的监督，迫使君王不去作恶。

        尸佼的想法受墨家原本的道义影响很深，但墨家除了变种利维坦的道义之外，还有更多的爱民利民之类的想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众的力量逐渐觉醒，君主和贵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使得墨家也倒逼着儒家改变，最终道家也受双方影响并有部分人试图调和双方矛盾，也最终开启了百家争鸣的时代。

        四年前的大辩论上，尸佼和适探讨了空间和时间，探讨了上下左右这些方为的“相对性”，为墨家的大地是圆的的理论做了最后的补充：因为上下左右是相对的，而在无限的空间中上下左右并无绝对的意义，所以就算大地是圆的，脚下的饶头顶仍然是上，而非下，也就此解决了许多士饶疑惑——如果大地是圆的，那脚下的人岂不是头朝下？

        可以没有尸佼关于宇宙、空间和时间的论证，墨家关于大地是圆的的学走向整个九州是有些难度的，因为适的符合这个时代的阐述能力肯定是不如尸佼的。

        这是宇宙观上的一致，只不过放到尘世间的政治理念，双方的分歧其实很大。

        在逻辑上学、宇宙观上，尸佼和墨家走的很近，譬如《墨辩》中一直强调的实际与名称的统一、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不可分割、相对与绝对等等的概念，这一点既可以是受到影响，也可以是尸佼有自己的理解。

        同时对于墨家的尚贤、罢不肖、贵无恒贵贱无恒贱的学，也颇为支持，甚至于很支持“罢不肖”这种明显是要掀贵族饭碗的理论。

        但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尸佼是支持绝对君主制的，墨家因为适的修正，使得墨家并不支持绝对君主制，而是继承和发展了“上之所是皆是、上有过而谤焉”，形成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

        尸佼则是融合了墨家和儒家的学问后，提出了“以财为仁、以力为义”的法，抛弃了儒家原本对于仁的解释权、也不认同墨家关于仁是爱的想法，换为更通俗的话来讲，“以财为仁、以力为义”，其实就是富国强兵。

        尸佼认为，绝对君主制和名正言顺的刑罚，可以使得国内的贵族受到制约、使得民众的利益得到一定的保障，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内耗从而使得国家强盛。

        在认为“君为鱼、民为水”的前提下，无限加强君权，使得形成一种民君二元结构，让国君成为一国主权的象征和执行者，如果可以做到，那么这种绝君主制的国家下，国君没有必要侵吞财物，因为整个国家都是国君的、民众财富的总和就是国家的财富，也就是国君的财富，因为国君是一国的主权的实体。

        这在适开始大规模修正墨家的理论之前，无疑和墨家的一些想法是相似的，也正是因为下大乱、贵族争权、国君无力、民众苦难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符合时代的想法。

        尸佼对墨家没有意见，而且向来认为墨家在泗上的手段，很合乎他的想法，确实做到了“以财为仁、以力为义”，看似泗上无君，但实际上却是个权力集中可以做出大事、压制反叛的政治制度。

        尸佼和弟子卫鞅讨论过，讨论的结果很微妙。

        其弟子卫鞅认为，泗上的政策很好，但也仅限于泗上，别处不可复制，想要成就功名，不可以不借鉴泗上的手段，但绝对不可以复刻泗上的手段，因为除了墨家之外，再无别的诸侯有一个数万饶、同义同心同德同志的组织，照抄泗上的做法去别国，那简直就是灾难。

        如果想要在别国建功立业，就必须要支持绝对君主制，以刑罚治国，取缔上下尊卑，尚贤重才，打压贵族，最好能够做到“民选的、绝对权力的、世袭的诸侯”这种程度。

        既可以借民之力，又可以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获得君位的法理性，既否定子之权神授、诸侯之权子授的法理；而是变为君侯之权民授，且一旦授予不可收回的法理。

        这些话让尸佼大受启发，而起随后年纪轻轻的卫鞅也对诸子百家的一些学派提出了自己看法。

        他认为，农家发展壮大，靠的是“真正的平等”来吸引人。

        墨家发展壮大，靠的是“虚伪的隐藏在财产不平等下的人格的平等”来吸引人。

        而诸侯要做的，只能选择“严苛法律之下的明确规定的不平等的平等”来强大国家。

        即法律不要去追求什么公平，要的只是在法律之下人人都要遵守的平等，但又明确出不平等的地位，同时给予底层一个向上爬的阶梯，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礼崩乐坏、墨家使得下人追求自己权利的大背景下发展壮大。

        此时活动于下的百家，哪怕是最风轻云淡的道家，也有一派是入世的，只要心怀下，总归是有着下心的。

        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名动下、执掌一国、大争之世奋勇向前的建功立业的诱惑，那实在是难以抵挡的美味。

        卫鞅素有大志，素想成就功名，一心最为佩服的就是当年对着母亲发誓“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最终名扬下的吴起。

        这种大志，也注定了他不想要加入墨家，因为加入墨家的那些人，多是想着“有志为下芬”的集体主义，打压的是那种“名动下”的功名追求，而且也确实在人才济济的泗上混不出那种“一人惊下、一人强一国”的功业。

        在泗上的人，融入的是组织和体系，离开了泗上，很多人不过是中人之姿，并没有经纬地之才，只不过泗上的组织和体系太过优秀以至于中人之啄人可以凭借这个体系和那些下所谓的顶尖人物一较高低。

        这一点卫鞅不喜欢。

        况且，泗上已经很强盛了，泗上也有自己的体系组织了，自己年纪轻轻，正该建功立业，为什么要选择泗上这个注定了将淹没于开创的墨子、稳定的禽子、完善的适这三代、之后哪怕立于巅峰也注定被人遗忘的人呢？

        他想建功立业，他想壮怀激烈，他的先生为他提供了这个舞台和机会，就是今日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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