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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李光地与清初三大思想家

        李光地(1642年—1718年),福建泉州府安溪县人,当了康熙48年的重要大臣(康熙时期没有设宰相一职),理学家。康熙称他为“一代完人”。

        李光地自幼聪颖,4岁认字,5岁入幼学,7岁学于外祖父家,13岁遍读儒家经典,精通诸子百家、历数、兵法等。

        18岁纂《性理》,19岁纂《四书解》,后考取岁试第二名。1666年,他参加乡试中举人,1670年中进士,改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任掌院学士。

        在三藩之乱期间,李光地用蜡丸密信康熙帝,提出破敌之策。因坚守安溪和围攻泉州有功绩,他任翰林学士,晋升永州总兵。

        后在守孝期间被任命为内阁学士,期满返京后加授礼部侍郎,并成为太子的老师。

        在收复台湾一事上,李光地力主攻取,举荐施琅为将,并参与到施琅收复台湾的计划中,因功被封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施琅早年在郑芝龙部下,后随郑成功抗清,因与郑成功交恶降清。在未遇李光地之前,施琅虽有军事才能却未得充分施展,历经坎坷,多次易主。

        康熙二十一年,命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一起进取澎湖、台湾。施琅指挥清军水师在澎湖海战中大胜台湾水师,后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并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因平定台湾有功,施琅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

        他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晚年功成名就,留名青史。

        李光地一生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曾因各种原因遭弹劾、降职等,但他也因在赈灾、治水等方面有功,先后任职授工部左侍郎、顺天督学、直隶巡抚和吏部尚书等职。1688年至1689年,他因被弹劾与康熙帝的不满而降职,罢免掌院学士职务,改任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等。

        李光地在学术方面也有很大成就,他一生勤于钻研程朱理学,曾编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其着作还有《榕村语录》《榕村语录续集》《榕村全集》等。1718年,李光地因疝疾突发,寿终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谥号“文贞”。雍正初年,加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李光地为官近五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拒绝耿精忠的招安,并向朝廷呈送《密陈机宜》,用蜡丸密信向康熙帝提供破敌之策,虽因时局变化未完全施行其计划,但为平叛提供了重要思路,后因平三藩有功被超授侍读学士等职。

        在收复台湾问题上,李光地力排众议,主张进取台湾,并以身家性命担保举荐施琅为将,还支持施琅利用南风出兵的计划,对台湾的顺利收复起到了关键作用。台湾回归后,他又提出派兵防守等积极建议,确保了台湾的长治久安。

        李光地曾担任直隶巡抚等职,负责河务处理。在治理永定河时,他动员民众,仅用 40 天就在郭家务至柳岔口筑堤、开河 200 里,使“沿河田畴固出,二麦丰收”,康熙御书“夙志澄清”匾额赠之以表彰其治河功绩。

        李光地在康熙朝仕途顺遂,历任翰林院编修、掌院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太子老师、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务,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康熙皇帝三次御赐亲笔匾额给李光地,分别是“夙志澄清”“夹辅高风”“谟明弼谐”,这些匾额是对他功绩和品德的高度认可。

        他一生勤于钻研程朱理学,对理学、经学、易学思想都有深入研究,曾编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书籍,其思想和着作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康熙评价他“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雍正帝称他为“一代完人”。

        李光地于康熙五十五年(1717年)五月因疝疾速发,卒于任所,享年77岁。康熙皇帝得知后深感悲痛,派遣恒亲王允祺前往吊唁,赏赐千两黄金,谥号“文贞”,雍正初年,又加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在清初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不仅仅有像李光地这样的朝廷重臣,还有一批思想家以他们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言论,为中国的思想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就是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被后世称为清初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生于 1619 年,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历经坎坷,却始终坚持思考和创作,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

        王夫之是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县)人,明末清初大儒,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世遂称船山先生。他个人经历了亡国、破家、被害、流亡等阶段,一生行迹大致可分为青年时期、中年时期、政治流亡时期、隐居着述时期、暮年时期。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渐趋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王朝聘是一位副贡生,为人正直,靠“授徒”维生。叔父王廷聘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生员,善于诗文,多得建安风骨,王夫之从其叔父学诗,习读了大量古今诗作。

        王夫之自幼聪颖好学且十分勤勉,涉猎广泛。14岁时考中秀才,进入衡阳州学读书。湖广提学佥事王志坚欣赏王夫之才能,荐其入衡阳县学。此后,王夫之连续三次赴武昌应乡试,均受挫落第。崇祯十一年(1638年),20岁的他游学长沙岳麓书院,参加了“行社”,次年在衡州组织“匡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24岁的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好友管嗣裘等考中举人。中举后,王夫之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生涯。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展现出他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

        顺治初年,他投靠永历帝朱由榔,参加反清斗争,并就任正八品的行人司行人。但后来在永历政权中,他因营救好友金堡,接连三次上疏控诉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王化澄大怒之下想置他于死地,王夫之因此愤激咳血,若非有人施以援手,他几乎命断异乡。

        经历这一遭遇,加上临时寄居的桂林又被清军攻占,王夫之带着家属返回衡阳,心灰意冷的王夫之也不再介入政事,从此40年没有离开过湖南。

        王夫之的哲学,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将古代哲学发展推向高峰。其哲学思想在“气”“理”、历史进化论以及知行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进展。

        他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的学说思想是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资源之一,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王阳明的思想相比,更具广泛性和综合性。

        王夫之在本体论上提出“气者,理之依也”,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打破了传统儒家以“理”或“心”为世界本原的观念。

        这一观点让人们以客观的视角认识世界,摆脱主观臆断和迷信,在实际生活中能做出更科学的决策。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人的内心,侧重于通过内心的反省和觉悟来认识世界。

        在知行观方面,王夫之主张“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探索、尝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对推动社会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更多地侧重于道德层面的自我修养。

        王夫之深刻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能为当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教训。王阳明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境界的提升上,对历史发展的关注相对较少。

        王夫之的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其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分析可让统治者更明智地制定政策。重视实践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个人成长方面,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相比之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实用性方面相对局限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成长。

        王夫之在石船山隐居四十年,他一门心思扑在着书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有时候连纸笔都得靠朋友帮忙送来,但他还是不停地写啊写。

        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就是不想和清朝统治者有啥瓜葛,始终保留明朝时期的服饰,体现了他作为明朝遗民的气节和对故国的忠诚。他被堪称明朝最后的脸面之一。

        到了1692年,王夫之去世了,活了74岁。他在石船山的这四十年隐居生活,着书百余种、四百多卷着作,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天文、历算等各方面。代表着述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等,同治二年,其着作被编为《船山遗书》。

        顾炎武(1613 年 - 1682 年 ),江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与归庄有“归奇顾怪”之称。

        他十四岁考中秀才,此后屡次参加乡试皆败,二十七岁时最终放弃科举考试,退而读书着述。

        顾炎武通经史百家,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以及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他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的乾嘉学派很有影响。

        标举“经世致用”,指出“舍经学无理学”,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音韵学方面,阐明音学源流,分古韵为十部,有承前启后之功。着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崇祯十七年,他投身于抗清义军之中,积极开展抗清活动。历经诸多坎坷。先是遭遇家仆告发,随后不幸入狱,处境极为艰难。

        顾炎武在抗清失败后,长期隐居约三十七年。在隐居期间,他致力于着书立说,以笔为武器。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黄宗羲(1610 年—1695 年),浙江余姚人,是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党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害死狱中。

        黄宗羲自幼受父亲影响,勤奋好学,十九岁时入京为父讼冤,以铁锥毙伤仇人。明朝灭亡后,他曾招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抗清斗争。

        黄宗羲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对后世的民主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观点,认为君主的职责是为百姓谋福利,而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私利。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工商皆本”,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着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南雷文定》《四明山志》等。其中《明夷待访录》是他的代表作,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清失败后,归隐着书讲学46年,居住在浙江省余姚市。

        他花了七年写《明儒学案》。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着呢。以时代为经、学派为纬,记载了明代 210 位学者,梳理各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学术特点及历史演变,为后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提供丰富系统的资料。

        他和万泰关系可铁了,一起跟着蕺山刘宗周学习。万泰是宁波学界的大家,带着一帮人弘扬名节,帮助后辈,开启了明末清初宁波的好学风。

        他们一起声讨过阉党余孽阮大铖,还参加了抗清起义。把黄宗炎从刑场给救了出来。万泰有八个儿子,都很厉害,人称“万氏八龙”,都拜黄宗羲为师,万斯大、万斯同等八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在学术上更是突飞猛进。

        万斯同尤其在史学方面成就卓着。他被邀请参与修撰《明史》,以布衣身份进入史馆。万斯同对修史工作极为严谨认真,为了保证史料的准确性,他博采众长,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

        他在史馆中,不追求功名利禄,一心只为修好《明史》。经过九年的辛勤努力,他手定《明史稿》五百卷。他的史学成就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誉,被认为是继司马迁、班固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家。

        黄宗羲还被吕留良邀请去讲学,不过后来因为思想和反清的态度不一样,俩人就闹掰了。在抗清的时候呢,他又认识了方以智,俩人在学术思想和反清立场上有不少共鸣和交流。

        黄宗羲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三子黄百家从小就受他爹影响,特别爱学习,黄宗羲晚年写书,经常口授,黄百家就给他执笔代书。

        黄宗羲写《宋元学案》,写了 17 卷就去世了,后来黄百家和全祖望接着把这本书完成了。黄宗羲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去世,活了 8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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