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3 年，康熙积极兴办学校，在师资力量建设方面，康熙选拔了像孙岳颁这样的知名学者担任国子监祭酒。

        孙岳颁（1639 ～1708），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孙岳颁在书法方面颇具造诣，他的书法多为行草，有很浓的书卷气，结体优雅匀称、风格秀美精致，笔致率意自然、轻盈飘逸，寓秀润于雄强之中。

        他深受康熙帝赏识，御制碑版多出其手。（1705～1708）孙岳颁作为总裁官，与王原祁、宋骏业等一起奉敕编纂《佩文斋书画谱》。

        佩文斋是康熙帝的书斋，为自有书画谱以来最完善完备之作，是我国一部书学、画学的类书巨着，对后世书画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孙岳颁强调以经典为根本培养学生的品德和学识。他认为学生不仅要熟读经典，更要理解其中的道理，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他也重视书法教育，认为书法可以陶冶性情、培养专注力和审美能力。在他的教导下，国子监的学生们不仅在学术上有所进步，书法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除了孙岳颁，各地还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在江南地区，一些府学的教师们秉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教育理念。诗词歌赋、历史典故等。

        积极引入新的知识和思想。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引入西方的科学知识，让学生了解算学、天文、地理等学科，拓宽学生的视野。

        除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康熙还要求增加算学、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在京城的国子监中，专门设立了算学馆和天文馆，聘请西方传教士和国内的学者共同授课。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南怀仁精通天文、数学等学科，通过实际观测和实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

        南怀仁于 1658 年来华，1688 年去世，在中国度过了三十年时间。死后被安葬于西郊马尾沟的利玛窦和汤若望墓旁（今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南怀仁是作为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的，肩负着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使命。同时，他也希望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

        设计监制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和天体仪等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这些仪器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为中国天文学观测提供了先进的工具。

        着有《康熙永年历法》《灵台仪象志》等，其中《灵台仪象志》详细记述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帮助中国官员熟悉使用这些仪器，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

        他作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从而引起了皇帝对西方科学的兴趣，为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设计制造天文仪器和监铸大炮等实际行动，展示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之处，吸引了中国学者和官员的关注，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

        撰写了多部科学着作，如《御览西方要纪》《坤舆图说》《坤舆格致略说》《灵台仪象志》等，涵盖天文、地理、机械等多个领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科学知识。

        南怀仁在中国担任官职，领取俸禄。南怀仁深受康熙帝赏识，官至工部侍郎等职。

        在康熙后期和雍正、乾隆时期，许多重要的官员和学者都曾在康熙年间兴办的学校中接受过教育。清朝统治者在教育制度上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加强了对教育的管理和投入，提高了教育质量。

        康熙皇帝在大力兴办学校推动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对南怀仁传播西方科学肯定，为康熙时期的科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三次亲征噶尔丹，更是在清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噶尔丹之乱从1690年至1697年，历经七年。

        噶尔丹，绰罗斯氏，是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赴西藏学习佛法，被认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在西藏上层具有较高的宗教地位。

        噶尔丹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能，他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战斗力较强。在这七年中，噶尔丹不断扩张势力，妄图统一蒙古各部。

        康熙第一次亲征1690年，噶尔丹势力不断扩张，严重威胁清朝边疆稳定。康熙决定亲征，此次出征，康熙带领着约十万大军。

        随军将领有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等人。在决定亲征之前，朝廷上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大臣们意见不一，有大臣认为皇帝亲征风险太大，万一有个闪失，将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康熙深知噶尔丹之乱的严重性，只有亲自出征，才能鼓舞士气，稳定军心。

        最终，康熙力排众议亲征。大军一路北上，气势如虹。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军队相遇，噶尔丹军队凭借骆驼阵负隅顽抗。康熙沉着应对，指挥清军以火器攻击骆驼阵。虽此次战斗未能彻底击败噶尔丹，但成功阻止了他的进一步扩张，为后续作战奠定了基础。

        康熙第二次亲征1696年，噶尔丹在第一次受挫后并未收敛，继续在西北边疆制造动乱。

        康熙再此次出征的部队规模比第一次更大，约有十二万人。其中包括精锐的骑兵、步兵以及炮兵。随军将领除了上次的一些将领外，还增加了一些年轻有为的将领。

        康熙精心策划战略，兵分几路向噶尔丹军队逼近。在昭莫多，双方展开激烈交锋。康熙充分发挥清军的优势，利用炮兵对噶尔丹军队进行猛烈轰击，同时指挥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此次战斗给噶尔丹军队造成重大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其势力。

        康熙第三次亲征1697年，康熙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他带领着约十万人的精锐部队出发。康熙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深入噶尔丹的势力范围，不断压缩其生存空间。最终，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杀（也有说法是病死）。

        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成功平定了噶尔丹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最终结束了噶尔丹带来的边疆危机。

        康熙是一位勤勉有为的皇帝，他一生心系国家社稷与百姓福祉。在其统治期间，曾六次南巡，足见其对国家事务的高度重视与亲力亲为。

        康熙南巡，主要目的在于视察河工、了解民间疾苦、稳定江南局势等。每一次南巡，他都深入实地，与官员、百姓交流，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六次南巡，不仅展现了康熙的治国智慧和务实精神，也对清朝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熙第一次南巡，康熙二十三年，此时31岁，历时约两个月。

        他从北京出发，先到了山东。经过了济南府、泰安州、沂州这些地方。后来到了德州等地，最后进入了河北省景州。

        在济南，康熙去看了趵突泉，看了好久，还夸这是个好地方，写了“激湍”两个大字。他还去看了珍珠泉，写了“清漪”两个字。

        康熙爬泰山，去了天仙殿、东岳庙、玉皇宫这些地方逛了逛，又到孔子小天下处和日观峰看风景。

        第二天，康熙带着官员在天仙殿行礼，写了“坤元叶德”四个字挂在殿里，又写了“普照乾坤”四个字，还让人在孔子小天下处建个亭子把这几个字挂上去，又写了“云峰”两个字让人刻在石头上。然后在东岳庙祭祀泰山之神。

        在南巡回程，康熙专门去曲阜祭孔。康熙在费县的时候就想着祭孔的时候还要讲经呢，赶紧派人星夜赶到曲阜去通知准备讲经的事儿。

        接着又去泗水县看泉林。到了曲阜，住在城南的行宫里，还看了第二天孔尚任他们准备讲的经书文稿。

        康熙到孔庙，在大成殿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又派国子监祭酒阿礼瑚去祭启圣公。

        听监生孔尚任讲《大学》的第一节。讲完学后，康熙又去看了大成殿、奎文阁这些先圣的遗迹还有历代的礼器。最后到孔林，在孔子墓前跪下倒了三杯酒。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康熙进行了第二次南巡。主要目的是勘察治河事宜，当时官员对于治河的方案存在诸多争议，康熙决定亲自前往实地考察。

        康熙抵达南京后，驻跸临时行宫“江宁织造署”，三月一日离宁返回。莅临当天接见当地军政要员。

        二十七日赴江宁教场巡阅驻军、再赴鸡鸣山观象台巡视，第二天继续接见官员，诫勉并予以赏赐等。

        康熙率领文武大臣前往东郊参谒明太祖孝陵，他在明孝陵步行至享殿，行三跪九叩顶礼，又到陵前行三奠酒礼，祭祀完毕后“赐守陵人白金百两”，以示慰劳。

        康熙六下江南，除了第四次南巡时让大学士马齐代为祭拜明孝陵外，其它五次皆亲临祭祀。此举包含消弭满汉民族矛盾，以及进一步笼络江南民众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用意。

        康熙前往玄武湖，因看见当地官吏用装饰良好的御船供其乘载，当场予以拒绝，而只肯坐一小舟泛湖，欣赏湖光山色，并留下了“淼淼长湖水，春来发绿波。飞鸣下凫雁，朝暮集渔蓑”的诗句。

        之后还巡察了明成祖朱棣敕建的金陵大报恩寺，登上琉璃佛塔，环顾四周，眺览古都金陵的山川形胜，心情旷然欣悦，并赋诗“涌地千寻起，摩霄九级悬。琉璃垂法相，翡翠结香烟。缔造人功巧，流传世代迁。旷然弥远望，万象拱诸天”。

        在南巡途中，康熙在泰山脚下举行祭祀活动，祈求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46 岁的康熙开启第三次南巡。此次南巡，康熙带着皇太后以及七个皇子一同出行。

        此次南巡主要是为了解决黄河、淮河等流域的水患问题，当时黄淮连年决口，水患不断，治河成效不显着，康熙决定亲自前往测量，规划部署治河事宜，并于次年任命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道总督。

        在南巡途中，康熙到达多个地方，其中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康熙幼时曾由曹寅的母亲曹孙夫人哺乳，这位保母在康熙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悉心照料。在康熙心中，曹孙夫人有着特殊的地位，如同亲人一般。

        在这里，康熙见到了六十八岁的曹孙夫人。

        曹孙夫人跪在内堂前迎接康熙，康熙十分高兴，急忙上前扶起她，连连称她为“吾家老人也”。

        此时，庭中萱花盛开，古人以萱喻母，康熙亲书“萱瑞堂”三个大字赐给曹孙夫人，以表达对保母的感激之情。

        曹寅见康熙为母亲亲书，万分感激，再三跪拜致谢。康熙一时兴起，还命随行太子书写唐朝“诗豪”刘禹锡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对联赐给曹寅。

        此外，康熙在这次南巡中还考察了当地的民生、吏治等情况。并且，他在南京明孝陵题写了“治隆唐宋”四个字，既表达了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誉，也有笼络广大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人心的目的，有利于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统治的巩固和加强。

        康熙第四次南巡（1703年），这一年康熙50岁。带着大臣从京城出发，进入山东后仍走东路，返程时乘舟走京杭运河过山东。

        在山东，康熙在济南观泉，他三过济南而三入，每次观泉皆有留题，如第四次南巡入巡抚署观看珍珠泉，书《三渡齐河》即事诗，令悬之署门，观趵突泉，书“源清流洁”匾额，书“润物”匾额，令悬珍珠泉，书“学宗洙泗”匾额，令悬省城书院。

        在泰山，康熙祭祀泰山之神，且第二次南巡和第四次南巡都曾登临泰山。他还到曲阜祭孔，首次南巡时不仅躬祭孔子，还要听讲经书。

        此外，康熙在南巡途中也关注百姓生活状况，在山东途中告知户部山东民生情况，对未完成上年钱粮的州县予以蠲免，并令拨漕米二万石赈灾等。

        康熙第五次南巡发生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此时康熙52岁。

        康熙在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允祥等扈从下离开京城，第二天在张家湾登舟南行。十七日到天津，二十二日进入山东境内，未到济南、泰山，而是乘船直接到达黄河与运河交口清河县，视察河工并赈灾。第二站是渡口驿，第三站是临清州，第四站是东昌府三里铺，第五站是阳谷荆门闸，第六站是济宁州，经峄县韩庄闸出山东境。

        在此次南巡过程中，除了视察河工和赈灾，与当地的文人墨客、学者交流，了解地方文化发展情况，促进文化的融合与传播。

        借机考察沿途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和为官作风，对表现优秀的官员进行褒奖，对存在问题的官员予以处理，以整顿吏治，确保地方治理的有效性。

        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生产情况以及民间的诉求等，为后续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推动水利建设，有利于减少水患灾害，保障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黄河与运河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命脉，对其治理的重视有助于维护水上运输的畅通，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考察地方吏治，能够促使地方官员更加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提高地方治理的水平，维护社会的稳定。

        康熙第六次南巡（1707 年），此时康熙 54 岁，他带着几个儿子一起出发，从京城的畅春园启程。一路上，他们先进入了山东。在山东的德州第六屯停留了一下，接着又去了德州杨家湾、恩县方阡、武城朱官屯等地，后来到了临清州。之后又经过堂邑李官营、东平州王坝老口地方、济宁州花家阡、滕县新庄桥、峄县韩庄闸，然后出了山东。

        在这次南巡中，康熙特别关心黄河和运河的情况。他到了清河县，亲自去查看地形，还测量水位流量呢。要是发现工程有问题，就赶紧整改。

        他还很关心老百姓过得好不好。看到老百姓日子苦，就叫当地官员少收点税，多修点水利工程，让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点。

        在一些地方，康熙还在台儿庄，就举办了一场“诗词大会”。山东峄县有个叫李克敬的人，给康熙献上了《雅颂八章》，康熙一看，觉得写得特别好，就给他评了个第一。从那以后，李克敬考试可顺了，最后还当了翰林院编修。

        他还与当地学者、士绅积极交流，广泛听取他们对国家治理的建议，为进一步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积累宝贵经验。康熙对沿途经过地区的吏治进行了严格考察，督促官员勤勉为政，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康熙第六次南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他 54 岁之际，展现了一位伟大帝王的担当与责任。通过与学者、士绅交流以及对吏治的考察，进一步促进了国家治理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康熙六次南巡历时二十三年，对黄河治理、经济贸易以及官员提拔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提拔了靳辅、张鹏翮等治河能臣，他们大力整治黄河，修筑堤坝、疏浚河道，有效控制了黄河水患。

        南巡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保障漕运畅通，推动南北物资流通。他还采取减轻赋税、鼓励商业发展等经济政策，激发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力，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农产品商品化进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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