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安节，亨。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如果做到安稳、舒适的自我节制，形成很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习惯，我们的未来会很亨通。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能通过实施德政，使老百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在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安居乐业，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会很亨通。

        乾隆时期，清朝的经济、民生和文化事业都有相当可喜的发展进步。

        乾隆帝重视社会稳定，关心百姓福祉。他在位期间，曾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据统计，乾隆时期共计减免民间三亿两以上白银，其中包括正额赋银约两亿两，以及因灾情减免的一亿多两钱粮。

        乾隆帝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荒政赈灾制度。比如粥赈饥民制度，清政府根据各地灾荒的具体情况，调整和完善了粥赈期限，并进一步增加了粥厂。针对赈厂数量及厂址、粥赈人员的挑选与奖惩，以及领粥、食粥的顺序及方法等都作出了详尽规定，以实现最大程度赈济灾民。另外，清廷对赈济粮米的数量也做出了规定，并推出以工代赈的赈灾制度。

        乾隆时期的第三产业也有了长足发展。

        乾隆帝重视商业并实施恤商政策。他甚至允许老百姓适量地贩运食盐，这是了不起的创举。自西汉实现盐铁国家专营以来，近两千年时间了，食盐的销售渠道由国家垄断，成为封建王朝极其重要的国家收入来源。

        乾隆一朝开始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款、信贷业务的票号，这是中国最早期的金融机构。

        随着农业、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国库收入也连年递增并在乾隆四十二年达到峰值，这一年全国财政收入接近八千二百万两白银，此后一直维持在六千万两以上的水平。

        在保证人民丰衣足食的前提下，文化和教育成为实现天下大治、百姓安乐的最关键环节。

        文化兴则天下大治。满清十二任皇帝，以乾隆帝最为重视文化事业，并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他一边大兴文字狱，抑制异己文化的出现；一边开博学鸿词科、编修《四库全书》，推动满清文化的大发展。

        《四库全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库，一个巨大的书库。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和血脉。

        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乾隆帝允其所奏，下诏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如果说辑佚《永乐大典》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那么对标甚至超越祖父康熙帝，则是乾隆帝的内在心理动力。

        乾隆帝对康熙帝有着近乎痴迷的仰慕和幼童一般的不服气。他什么都想模仿其祖父，同时什么都想超越其祖父。

        康熙帝喜欢写一些质朴不通的诗词，乾隆帝也喜欢写，而且一写就是四万首，成为古今中外最高产的诗人。

        康熙帝曾经六下江南，巡视天下，乾隆帝也搞了一个六下江南，而且排场比康熙帝大得多。

        康熙帝当了六十一年皇帝，乾隆也当了六十一年皇帝，而且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训政三年。圣旨的玉玺虽然由嘉庆帝盖，但盖不盖这事，乾隆帝说了才算。

        康熙一朝，编修了一本《古今图书集成》，又名《古今图书汇编》。全书凡一万卷，光目录就有四十卷，内容十分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鱼虫兽、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至今仍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

        于是，乾隆帝也想编纂一本规模更宏大、内容更丰富、体例更科学的丛书。

        《四库全书》的图书征集和底本抄写的工作就声势浩大。

        图书征集工作历时七年之久，为此还制定了具体的奖励办法如奖书、题咏和记名。

        凡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一百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这是奖书。

        进书百种以上的人，还可以选一本书，由乾隆帝亲笔题咏。

        记名，则是在提要中注明采进书者的姓名。

        最终，编委会共征集图书一万两千余种，其中江苏以四千八百零八种排名首位，浙江以四千六百种排名第二。

        各地政府和藏书家进献的书还只是小头，内府本即政府藏书的数量更加惊人，其中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等等。

        这些图书，加上《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佚书，以及当时社会上的流行书本，四库馆臣分门别类，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等意见。

        应抄之书，是指可以抄入《四库全书》的合格图书。

        应刻之书是优秀的图书，不仅要抄入《四库全书》，还应另行刻印发行。

        应存之书则是不合格的图书，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其名，却不够资格抄入《四库全书》。

        这些意见经乾隆帝御准之后，进入抄写环节。

        据统计，前后共有三千八百余人参与抄写。为了保证进度，这些人每天至少抄写一千字。五年内抄写两百万字以上者，列为一等，抄写一百六十五万字以上者，列为二等，可按等级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官职。

        这是奖励，还有惩罚：如果抄写的字体不工整，记过一次，罚多抄一万字。

        征书和抄写虽然工作繁重，但各类的校订工作才最为关键。各册图书需经分校，复校、总裁三审三校，以保证质量。大名鼎鼎的纪昀纪晓岚（1724年—1805年）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之一。

        纪昀的生活习惯十分特别。他不好饮酒，不食谷物，一天吃肉十斤左右，而且烟瘾特别大。他自行设计的大烟袋，烟管长三尺，烟锅一次能装三四两烟。这一袋烟，从纪府抽到圆明园，几十里路都抽不完，人送雅号纪大烟袋。

        他的三个副手同样大有名气，一个是抨击“去人欲，存天理”之说的哲学家戴震（1724年－1777年），一个是桐城三祖之一的文学家姚鼐（1732年—1815年），还有一个是着名经学家邵晋涵（1743年－1796年）。

        当然，编修《四库全书》耗时十三年，肯定不止有一位总篡官。该书前后任命了十六位总裁官，十五位总阅官，这些类似于顾问，基本不负责具体编修事务。具体负责的总篡官，前后有三任，分别是纪昀、陆锡熊和孙士毅。

        公元1781年12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此后又陆续抄完三部，分别珍藏于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这“北四阁”。后又抄了三部，分别珍藏于江南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这“南三阁”。

        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三万六千三百册，均钤有玺印。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们还顺便编纂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等。

        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而《四库全书荟要》被视为《四库全书》的精华版，收书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九千九百余卷，开本和装帧与《四库全书》完全相同。该书共誊抄两部，一部存放于宫内御花园中，一部存放于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

        如今，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不存。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则在战火中损毁大半，经基本补齐后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多种，共计七万九千多卷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其中经部以儒家典籍为主，包括四书五经等等十类；史部以史书为主，包括正史、别史、杂史、时令、地理等十五类；子部以诸子百家为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道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小说家等十四类；集部则以诗词歌赋为主，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这五类。

        国学大师季羡林评价《四库全书》是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功在千秋。全书约十亿字，是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四十四倍，在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也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这座东方文化的金字塔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在古籍整理方、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给后世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从此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它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

        乾隆帝专门为该书建造南北七阁，极大体现了文化的尊严和价值。

        《四库全书》是举世罕见的文化瑰宝，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因为乾隆帝“寓禁于征”的指导思想，它的编纂和整理过程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以政治标准人为割裂历史、割裂中国文化，将传统典籍分为着录、存目、禁毁三个层次，使这次举全国之力、耗时耗资巨大的文化总结，也变成了一场传统文化的浩劫。凡被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义理名教、讥贬满族先世、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或篡改。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一边保存了三千多种书籍，另一边销毁了三千余种书籍共计十万部左右。其中全毁的约两千种，抽毁的约四百种，多数都是举世难求的孤本和善本。

        这只是乾隆帝销毁书籍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他在位六十余年，共计焚毁禁书达到惊人的七十余万部。仅1782年一年，就在浙江销毁五百八十余种书籍共计约一万四千部。

        除了焚毁书籍，清政府还对大量明朝的文献和档案进行了销毁。乾隆一朝共计销毁了近一千万份明朝档案。

        明末文化巨子黄道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文献着作均被列入禁书，因这些书流传甚广禁止不绝，后来便稍稍放宽政策只做篡改和删减而不予销毁。至于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人的作品，则是坚决查禁不予留存。

        与此同时，该书的编修过程中，强调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政权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又把一般儒家着作放在子部之首，却将富有民主色彩和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以及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戏曲小说统统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编修官们认为西方现代科技是异端之术，有意识的不予收录，这些举措显然遏制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

        不仅汉族图书被销改，涉及少数民族的图书也难以幸免。各地进献的图书中，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书籍也统统被销毁或删改，尤其胡服、胡人等字样，那是一定是要改掉的。

        不少人认为，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实际是进行了一次文字大清查，借此取缔了一切非议满清统治的文字、书籍，这是一种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鲁迅先生曾批评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他甚至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使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乾隆帝命四库馆臣按应刊、应抄及应存三个类别删销书籍的诏令，出于公元1776年。

        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经济学巨着《国富论》，由此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而在更遥远的美洲大陆，《独立宣言》正式发布，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7月4日，成为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就在这一年，乾隆帝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标志着川西彻底纳入清政府版图。这次战争的胜利，被乾隆帝列为“十全武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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