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用不着特别说明：我们所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也就是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在它的最后阶段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我们也还是能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来的，因为它们之间这一个从来就不是那一个必然的结论。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在理论上用来炫耀自己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到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有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尽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但是，就在这不多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能够让人们经常产生顾虑，所以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而且同样也适用于进攻，可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法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也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后面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而，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不对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当这种行动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们下面就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应该先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要挟，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很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１７５８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的时候，他显然无意阻止国王向西里西亚退却，正相反，他倒是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而且他是乐于给国王让路的。
在１８１２年的战局当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个别动队，也只有切断交通线的意图，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可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用意，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国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些。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进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用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所有作为袭击的目标。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此类活动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而只有当敌人真正下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够达到目的。自然，这种威胁如果使敌人感到危险，也是能够促使敌人退却的。因而，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要挟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会产生效果。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分开来研究这两种翼侧活动。现在首先研究对交通线产生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的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有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非常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之后几乎对正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面对进攻路程的终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方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我们暂且把决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少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撇开不谈，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那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较长，几支精干的防备部队不足以掩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人的交通线暴露在我方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会有两种，一个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于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块，那么暴露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一定要加以详细地分析。有人或许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交通线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和交通线斜交还是直交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于这条交通线来说仅仅是一个点。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同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假使兵力占绝对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然而有人又会考虑到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他们肯定又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是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所有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只有在战争中能像纸上谈兵一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会这样，掩护部队才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会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如果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并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能知道，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身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好像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因而，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对它实行迂回的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长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这样，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并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一旦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见不断逃跑的情景了。
因而，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并且根据兵力的大小不同，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距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离军队最近的那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假如敌人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马上击中他的重要部分。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可是，敌军的正面同样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这里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缘由。
假设进攻者的交通线为ａｂ，防御者的交通线为ｃｄ，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那么非常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ｅ处配置军队，从ｂ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这样让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ｄ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候，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更作战线的位置（比如改在ａｄ线上），他就只能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先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行了。我们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全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因而，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加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自然就能迫使另一方也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用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依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好了，就好像敌人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很明显了。这些敌对力量尽管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没有强大的威力，可是，我们应该想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是没必要进一步分析的。另外，即使敌国的民众并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乃至民众十分缺乏崇武精神，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很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各样情报，并且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者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无法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方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利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假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依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掩护。
由此可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很可能被防御者用很小的兵力切断：
（１）交通线相距相当得长；
（２）交通线和军队配置正面斜交；
（３）交通线穿过敌国的领地。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那就是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大家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讲过的有关内容。
可是，这四个条件只不过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常常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为了使人们可以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条件，我们仅仅提出：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当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比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方面。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这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全部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进行一个比较，就能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起来好像很烦琐，但是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还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的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能够说明问题。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种常常出现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要求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假如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考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这是由于，即使这时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要避开它就行了。１８１２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并非要有１８１２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的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碰到的复杂情况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让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样的场合下，用于翼侧活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在此其余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什么特别的好处，如果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其军队的退却。
所以，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太冒险），而想利用一种不像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但是危险也相应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较大的危险，并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设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令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这个条件是容易具备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的情况越少，就更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精确的行动。
这里是真正的实行战略机动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１７６０年和１７６２年的各次战局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出现得很频繁，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害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行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果，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述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１）在防御里；
（２）在战局接近结束时；
（３）尤其是在向本国腹地撤退时；
（４）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胁迫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谈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的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防守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能够鼓舞民军，并协同民军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主要是要队数多，而不是在于每队的兵力大，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又不致由于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阻碍集中。
下面，我们还要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即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所以，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用。因此，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或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一定要牺牲安全。翼侧活动就是这样，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个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舍弃安全。
可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所以，一个统帅必须有各种有利条件做依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来。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身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有的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其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用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外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一样的，或者是确切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倒退。
可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所以，这时一切都决定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相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那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无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承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要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所以，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要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靠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部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时，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是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１８１２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弱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十分有利。可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
用另外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此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好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述三个：
（１）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
（２）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用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
（３）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的力量。
１７５７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尽管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与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可是，不管怎样，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联军在作１８１３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能够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就是在易北河畔的军队，因此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对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稳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能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十分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２８５∶１５７）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拿破仑采用了特别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于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可是，如果他不完全舍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茵河边，试探一下可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的道路。
１８１２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其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绝对可以确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而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不太强大。
富耳将军制定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经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带领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当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可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结果会多么不同啊！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要强大得多。在战局刚开始时，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一直到涅曼河畔大约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一样是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这样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避免不了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胁迫（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对敌人身后进行正式的进攻。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因此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并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足够了。
可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如果每一有效的佯动都一定要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都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可是，事实并非这样，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有关这一点，请大家参阅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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